赵匡胤重文抑武的国策，是不是矫枉过正了？其利与弊怎么评价？-五金网

　　每一个王朝开创之初，总是会吸取前一个朝代灭亡的教训，避免走前朝的覆灭之路，但往往是矫枉过正，最后结果是过犹不及，宋朝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在唐宋之间夹着的，是五代十国的历史。其实，本质上来讲，五代十国是唐朝以来藩镇割据的延续，延绵不绝的藩镇战争，军阀割据持续了六十多年，在这段时间内，各个政权如走马灯的似的建立与灭亡，兵变、政变层出不穷。所以赵匡胤在发动陈桥兵变，夺取皇位后，扭转了五代十国以来重武轻文的社会风气，结束了频繁的政权更迭，开创了大宋三百年的江山。那么，赵匡胤重文抑武的国策，利弊如何衡量呢？

　　五代十国时期，政权更易频繁，究其原因就是武将权力太大，军队被武将掌控，朝廷被架空，犯上作乱成为常态。宋朝建立后，赵匡胤搞了一出杯酒释兵权的戏码，在宴会上恩威并施，将石守信、高怀德那些将领手中的兵权收归中央，至于那些将领嘛，长年征战，劳苦功高，都打发回家做一个富家翁了。

　　光收归兵权还不行，为了从根本上削减武将权力，赵匡胤还从制度上进行了一系列改革。第一就是将调兵权与领兵权分离，设立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枢密院，枢密院与三衙相互制约，三衙虽然掌握禁军，但却无调兵和发兵的权力，枢密院有发兵、调兵之权，而不能直接掌握军队。

　　除了将调兵权、领兵权分离外，赵匡胤还对军队进行了改革。以往朝代都是边军战斗力强，禁军由于长年居于京城，战斗力下降，所以每当有骄兵悍将犯上作乱，禁军都难以抵挡。赵匡胤为了改变这种内弱外强的局面，在中央和地方上分别设立禁军和厢军，厢军就是经过选拔后淘汰下来的老弱病残，不加训练，只充劳役，这样一来，皇帝将精锐力量牢牢的掌握在自己手中了。

　　但是光这样赵匡胤还觉得不放心，禁军虽然是自己掌握的，但谁也保不准他们就不会谋反，毕竟自己就是典型的反面例子。对于这个问题，老赵可想了好久，最后终于想通了，当初自己是被属下按着穿上龙袍，被强行扶上皇位的（当然赵匡胤对外是这么说的），这些人都是常年跟着我的弟兄，他们知道，我当了皇上，他们的也都会飞黄腾达。那怎么破解呢，方法就是军队定期调动，造成兵不识将，将不识兵的局面，这样将军在军队中没有自己的心腹，士兵也不会成为将领的家军，减少了造反的几率。

　　赵匡胤的这通操作，虽然稳固了皇位，但也使得军队的战斗力直线下降。试想，一支部队里面，士兵由于经常调来调去，相互都不熟悉，作战时怎么敢放心的把后背交给战友。将领也是换来换去，今天是个姓张的，明天来个姓赵的，那些老兵油子肯定处处不服管束。

　　更有甚者，后来干脆改由文人领兵，纵北宋一朝，名将寥寥无几，拿得出手的也就中期的狄青，宰相范仲淹就是文人领兵的典型例子，不过好在北宋的这帮文人能力都挺强，文武双全，打仗也是打的有声有色。

　　（出将入相的猛人范仲淹）

　　古代造反大都是由流民引起，这些失去了田地的老百姓，通常是造反的主力。为了将造反的苗头扼杀在摇篮里，北宋想了个办法，将那些游手好闲，无所事事的混混、乞丐、流民，全部都收编进军队，政府拿钱养着，不让他们去生事。这就是北宋的顽疾之一--冗兵冗员，军队数量虽然多，但是打起仗来都是战五渣。这也使得军人的社会地位直线下降，这也可以理解，军队里都是地痞无赖这样的货色，老百姓能有好感吗。汉唐时期，政府征兵优先征收“良家子”，所以那时候的军人还是享有很高的荣誉的，后来随着军人的地位下降，甚至出现了“好男不当兵”这样的话，人人皆以读书入仕为荣，再不济当个贩夫走卒，也比当兵强，这足以见军人的社会地位之低下。在一个鄙视军人的社会中，军队的战斗力也可想而知。

　　简而言之，赵匡胤重文抑武的国策，弊大于利。利无非是利了赵家人，虽然龟缩一隅，但是稳坐了江山三百年。对于整个华夏民族来说却是巨大的伤害，汉人失去了尚武精神，华夏民族从汉唐时期的开拓进取的民族，变成了守成内敛的民族，没有了汉唐的那种大国雄风的气象。

　　关于宋朝的历史，老王还特意去看了一篇赵宋的历史简介。赵匡胤说实话得国不易啊，他对历史是有功的，这也是不用去怀疑，可以说宋太祖是结束五代十国的纷乱局面主要推动者。五代十国的混乱，离不开唐末的民众暴动，被后造成藩镇实力过大，进而形成朝廷对藩镇失去控制能力。

　　像这种分裂混乱的局面，真的给当时的人们带来了诸多的灾难，比如禁令繁多、商税苛重，再加上契丹贵族的掠夺，人民颠沛流离，可以说是完全失去的生活的保障。直到了五代后期，统一趋势日益明显，在公元960年，宋太祖发动陈桥兵变，夺取了后周的政权，建立了北宋。在经过一系列攻占山头的战争操作，最终才实现了统一国家的宏愿。

　　纵观宋朝的历史，我们发现宋朝的农业、手工业、纺织、冶金、煤炭、陶瓷也都有很大的发展，国内外贸易也是相当的发达。北宋的文化发展极盛，由于理学的诞生是儒学真正的哲学化，文学及戏剧说唱艺术发展迅速。科技进步也是很明显，印刷术、火药、指南针三大发明都是在这个时期完成的。

　　唯一的遗憾是国防力量薄弱，看到宋朝的历史，很多场战争几乎都是屈辱历史。虽然其他的方面都优秀的让人睁不开眼睛，但是这也跟木桶效应一样，他国防的薄弱拉低了宋朝在我们心目中的伟岸形象。

　　为什么宋朝的国防力量这么弱？是人不行吗？非也！是制度的问题。北宋吸取了唐末藩镇割据、节度使佣兵的教训，为了避免赴了唐末的后尘，北宋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把军权、政权、财权和司法权都最大限度地集中在皇帝的手中。这些措施对解决掉藩镇跋扈，维护国家统一是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同时也是种下了“积贫积弱”的祸根啊。

　　它采用的方法是选拔各地精兵充禁军，把自己武装到天下无敌，极大的削弱地方武力。这样做虽然自己安全了，但地方抵抗外敌的能力也是被削弱的很惨啊。再者一个操作是，实行更戍法，皇城派遣禁军轮流出外戍守，使“兵不知将，将不知兵”等，这种策略极大的加强了中央集权。属于典型的“守内虚外”的做法，再加上重文轻武的策略。让耍嘴皮的人多了，干事的人相对就少了。不是是说人废了，而是能干事的起不来。

　　在军制方面，将禁军分归于殿前司和侍卫统领，只负责训练；调遣军队方面的权利则由枢密院掌管，枢密院长官由文人担任。这些繁复的做法，方便了皇帝对军队的掌控，同时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有一个特点，统兵的将帅即便身在战场，也要听从皇帝的调度，甚至要按照皇帝颁发的阵图作战。上述制度和政策虽然加强了中央集权统治，但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冗兵、冗员、冗费等严重的社会问题。说白了就是军队灵活性，机动被彻底扼杀了。造成将帅不主动思考战场局势。长此以往，形成不主动思考的弊病。

　　是不是当时的人就傻傻的不懂的改变了，非也。宋仁宗庆历年间范仲淹曾主持新政，希望把这些问题解决掉，但很快失败了。宋神宗时，王安石变法，推行了一段时间，虽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但是王安石变法触动了当时既得利益者（官僚大地主的利益而惨遭失败），王安石被打压，给了这种阻碍变法的人的气焰，此后北宋的政治变得更加的黑暗和腐败。

　　腐烂的种子深埋，到了南宋这种局面也很难改变了。偏安的南宋都向金称臣纳贡以求苟安了。对内人民则尽其搜掠之能事。想强盛几乎无望，只不过是坐吃山空立地吃陷。

　　这么分析下来，是宋朝的内部平衡被打破了。本来一个国度应该是有一部分守家卫国的武将保卫国家，一帮搞经济的搞活内部经济，一帮治理国家的人来治理好这个国家。结果让一部分得利过多，为了守护自己的利益，显然看不到国家的未来。根子上是宋的孱弱败在自己得国的方式，因为自己通过陈桥兵变而来，所以自己得国后很怕有人也这样颠覆了自己建立的国！

　　你觉得呢？说来说去都是在想尽办法防着军人权利过盛，结果让官僚给成长起来了。顾此失彼啊！

　　诚邀，以史为诗为你解答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简单说明一下。宋朝“重文抑武”之国策应该准确表述为“崇文抑武”，但读者倾向表达“重文抑武”，一个“重”字读来似乎更符合表达对宋朝“崇文抑武”的诟病，既然这样我们就用“重文抑武”来探讨楼主提出的问题。

　　宋朝文人茶会

　　诚如宋朝理学家范浚在《五代论》中指出：“五代之所以取天下者，皆以兵。兵权所在，则随以兴；兵权所去，则随以亡”，揭示了唐末五代以来，在政治局面变换中兵权所起的决定性作用。为了扭转这种局面，宋太祖才把“重文抑武”确立为治国思想和方略。

　　尽管这种局面使宋朝在军事上一直处于挨打状态，但在经济、文化、科技上都达到了任何一个封建王朝无法企及的高度，所谓"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就是如此。后来该政策在历朝执行过程中无形地被放大，渐渐变成一种极端化的国策，便造成突出的“双刃剑”效应。

　　清明上河图

　　“重文抑武”的社会根源

　　（一）武夫跋扈、悍将称雄

　　为何“重文抑武”？重文事，轻武略，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抬举文官，贬低武将。这样做的原因其一：唐中叶以来，尤其是五代十国时期，藩镇割据，国家之间互相攻伐，内部篡夺不断，以致武夫跋扈、悍将称雄。数十年间，政权就像走马灯似的更替频繁。

　　自梁、晋已降，昏君弱主，失控驭之方，朝廷小有机宜，裨将列校，皆得预御坐而参议，其姑息武臣乃如此。

　　藩镇割据

　　其二宋太祖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开创帝业,也是因为自己手中掌握的禁军。兵权过大的武将难免没有二心，黄袍加身再次上演也未可知。

　　兴亡以兵，兵骄则逐帅，帅强则叛上。

　　陈桥兵变

　　因此历经战乱教训和黄袍加身经历，使宋太祖清楚地看到，政权面临的最大威胁便是拥兵自重的武将势力。所以，宋太祖建国初期，不是急于收复北方的幽云十六州，也不是急于结束十国分裂割据的残局而是采取“重文抑武”措施致力于革除唐末以来武将动辄威胁中央政权的弊病。

　　（二）扭转世风，净化风气

　　自唐以来，“尚武”之风盛行，尤其是唐末五代以来，文官武将之间关系失衡，武力割据愈演愈烈，社会上形成了浓厚的“重文抑武”风气，我们可从唐代诗歌中窥其一斑：“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请君暂上凌云阁，若个书生万户侯”。

　　加之“五代以来，四方多事，时君尚武，不暇向学”，使得大批文人士大夫隐于山林之中。宋太祖认识到，只有提高文官及士大夫的社会地位，提倡儒家道德伦理，才能扭转骄纵跋扈的世风，净化社会风气。

　　（三）拉拢士大夫，服务皇权

　　宋朝，门阀世族逐渐消亡，累世公卿、富贵长存一去不复返，而科举出身的士大夫阶层的社会地位空前提高，他们成为统治集团的中坚力量。士大夫阶层为了维护自身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既得利益，势必成为保守政治的参与者和统治政策的贯彻执行者。

　　为了不重蹈五代之后第六个短命王朝的覆辙，宋太祖改革前代的科举和恩荫制度，大量选拔士人，给予优厚待遇，培养新的权力中枢，从而形成了“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

　　另外，宋朝历代君王多优文事，擅长书画，喜好学典。宋太祖虽戎马出身，但性好读书，不仅自己读书，而且要求大臣也多读书，以便为天下作出表率。在太祖的影响下，有太宗“他无所爱，但喜读书”;真宗“听政之暇，惟务观书”;仁宗“性好学，博古通今”;徽宗精于文词，工于书画之例子。可以说宋代帝王的读书传统从另一方面保障了“重文抑武”政策的贯彻执行。

　　宋徽宗书画

　　具体措施

　　（一）“抑武”方面

　　基于两点考虑，宋太祖即位之初，就上演了一出“杯酒释兵权”的大戏，迫使带兵将领交出兵权，以此加强中央集权。

　　杯酒释兵权

　　宋太祖采纳当时宰相赵普的建议，以禁军分驻京都与外郡（京都以外的州郡），内外轮换，不定期回驻京师；但将领不得随便调动，使“兵无常帅，帅无常师”。

　　年轻将领资历较浅，在军中没有形成自己的军事势力，这从源头压制、铲除了军阀拥兵自重的势头。

　　宋太祖

　　“抑武”之延续

　　宋太宗登基后，进一步加强对武将设防：

　　此外，宋太宗在处理日常政务中无不表露出对马上取天下的不屑和对文治的重视。

　　朕每读至兵者，不祥之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未尝不三复以为规戒。王者虽以武功克敌，终须以文德致治。

　　宋太宗

　　“澶渊之盟”订立后，宋统治者集团不但没感到耻辱，相反，一部分人还认为通过金帛赎买的办法可以消弭边患。因此，宋辽议和后，朝堂上下羞言武备，鄙视武将已成为当时士大夫的基本态度。

　　偏安一隅的南宋，又全盘继承了祖宗的衣钵。例如岳飞北伐时，十二道金牌急令岳飞回京，让岳飞不由大泣："十年之功，毁于一旦"。不仅如此，宋统治者还对武将实行愚昧政策，在录用和提拔武官时，侧重弓矢等武功，而轻视文化水平，甚至将《阴符》等兵书列为，严禁兵书在民间流传。

　　孙武之书禁而废学，苟有英杰，受亦何疑? 且秦之焚书也，将以愚其生人，长保天下，及其败也，陈胜、吴广岂读书之人哉?

　　同五代一样，宋朝也是靠兵变建立起来的，宋太祖看到知识分子对维护和巩固政权的重要性，因此必须大幅度提高文人地位，抑制和削弱武将过分膨胀的权力。为此，宋统治者采取了一系列重文的措施。

　　(二)“重文”方面

　　宋太祖不止一次地说：“宰相须用读书人”。从中央到地方，再到军队的许多重要职位均有文人担任，过去由武将把持的行政、财政、司法权回到文臣手中，文官身居要职，成为领导者。

　　五代方镇残虐，民受其祸，朕令选儒臣干事者百余，分治大藩，纵皆贪浊，亦未及武臣一人也。

　　赵匡胤登基不久就下令扩修儒家先圣祠庙，亲自为孔子作赞文，并率群臣幸临国子监，拜谒孔庙。同时宋太祖还公开要求武将学习儒经，这与后来南宋不让武将读书有很大的反差，所以政策已经变相执行。

　　今之武臣，亦当使其读经书，欲其知为治之道也。

　　宋太祖即位之初，为了改变文人对做官的认识，鼓励更多的人读书，亲自改革科举制度，提高文人地位。再比如后来继承者宋真宗在《劝学诗》所描写的："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居不用架高楼，书中自有黄金屋。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的局面，逐渐在社会上形成了"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的风气。士人们对科举考试的狂热追求，使得大批文人步入仕途，成为官僚队伍的主力军。

　　宋代有一首教育儿童读书的《神童诗》：“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从侧面反映出宋朝为重文所作出了的一系列举措，使得文人的地位高于任何一个朝代。

　　“重文抑武”政策的利弊

　　如果从“重文抑武”的利与弊方面来说，还要分阶段而言。从开国前期来讲，宋太祖及中央政权的统治尚未稳固，很多事情还不能牢牢把握。这个时候如果武将的兵权太大，时间一久，难免不生二心，就像一个定时炸弹，随时可能爆炸。可见，前期施行“重文抑武”治国方针是有益于朝政稳固的。

　　但是，等到国家安定，政权也牢靠时，还依然的“重文抑武”，那么对国家的发展尤其是在处理和辽、金等少数民族关系上主张“守内虚外”，不事穷兵黩武，自然极为不利。所以宋朝的军队战斗力的不足，再与金、辽等交战时，不堪一击，可以说是直接受到“重文抑武”的影响所致。那么宋朝“重文抑武”的利和弊，具体体现如下：

　　（一）利之所益

　　（二）弊之所害

　　结语

　　宋代“重文抑武”，是对唐末五代“重武轻文”的拔乱反正，为宋朝的稳定和繁荣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没有什么政策是亘古不变，后来该政策在执行过程中不断地被加以改变，渐渐变成一种不利于国家发展的国策，不可避免地产生了负面效应，以致矫枉过正。

　　我想宋太祖也不会想到“重文抑武”国策使宋朝积贫积弱，长期处于求和状态，毕竟任何一个事物都有它的两面性，看怎样能够权衡这种利和弊，如果一味抱守残缺，必然陷于失败。对于宋来说：兴也"重文抑武"，亡也"重文抑武"！

　　回答完毕，欢迎交流指正。

　　赵匡胤经历过五代十国的厮杀，非常明白武将专权的危害，因此“杯酒释兵权”后，他首先是建立了“士大夫民主制度”，不以言论杀人；第二是设立通判制度，通判有权向中央直接负责，汇报当地官员的“德、能、勤、绩、廉”；第三，在各地设立转运司，转运使由文官担任，负责将各地的财赋，粮食、物资等“转运”到中央；第四，在各地设立提刑司，提刑官也由文官担任，负责司法权。

　　这样一来，各地的军权、行政权、财政权、用人权、审判权都由文官担任，而武将只负责打仗，打完仗后又将权力交回。

　　赵匡胤极端的重文导致宋朝贪官不少。有一次，赵匡胤微服私访，去到丞相赵普家看到吴越国钱俶给赵普送的“海鲜”变成了一坛坛黄金。但赵匡胤并没有处罚赵普，还让他从容收下。赵匡胤认为：“朕令选儒臣干事者百余，分治大藩，纵皆贪浊，亦未及武臣一人也。”即文官们都是贪官，也比不上一个武将造反。

　　这种极端的“重文抑武”也是导致宋朝走向灭亡的重要原因。一个没有兵器作为硬实力来保障的国家是不可能长久矗立在中华大陆乃至整个世界大陆的。

　　大家所熟悉的南宋武将岳飞，立下十大汗马功劳，最后被莫须有的罪名杀害。中书舍人虞允文在抗金前线激励士气，对前线将军说道，如果你打了胜仗，我就认你做干儿子，这位将军感激涕零。开国元勋、当朝枢密使大将曹彬，只要一遇到文官就立马让路。

　　武将的社会地位如此低下，宋朝要想通过战争抵御外敌那基本是不可能。所以宋朝出现了“金钱换和平”的先例。比如宋辽的檀渊之盟。

　　但金钱换和平终究不是长久之计。有的人可以用钱打发，但有些不但要钱，还要地域。金朝和蒙古人就是这样的狼。金朝灭了北宋，蒙古人将金国、西夏、南宋都灭掉。

　　所以不管在哪个时代一定要有硬实力作为保障，很显然，赵匡胤并没有平衡好“文”和“武”之间的关系。

　　当然在宋朝社会安定的那几年，它的经济和文化贡献在整个古代也是有及其重要的地位的。

　　对于题主的问题：是否矫枉过正？我的答案是肯定的。

　　宋太祖赵匡胤于公元960年建立宋王朝，实行“重文抑武”的治国方略，有利有弊，且听咱文史学生湖雨碧潭来说一说吧。

　　赵匡胤(公元927年-976年)，字元朗，小名香孩儿(据说他出生时香气满屋，故名)，涿郡(今河北省涿州市)人，生长在军人家庭，做过藩镇居地宋州归德军节度使。公元960年正月，领兵北上防御北汉和契丹之军南下。当部队夜宿在距离都城开封东北二十多公里的陈桥驿站(今河南封丘陈桥镇)时，赵匡胤亲信兵士发动“陈桥兵变”，把一件象征皇权的黄袍披风披在赵匡胤的身上，三呼万岁，拥立赵匡胤为帝。

　　赵匡胤随众行事，回到开封，百官见机劝进，后周柴宗训无可奈何，只好宣布禅位于赵匡胤。赵匡胤兵不血刃就控制了京都开封，建立以任职归德军节度使藩镇居地宋州做国号的大宋王朝，即是历史上的宋朝，也叫北宋，定都开封，改元建隆元年，赵匡胤即为宋朝开国帝王历史上的宋太祖(公元960-976年在位)。

　　公元960年，赵匡胤建立了宋朝以后，实行“重文抑武”的治理政策。他这样做的原因主要有三个:

　　1.鉴于中唐时期“藩镇割据”尾大不悼坐大成势，生出一连串的武人作乱局面，使得国家很快衰败下去，天下分崩。

　　2.武人意气用事，少远虑，争名利，难予约束。“纠纠武夫”脱缰野马，还要在和平年代花钱费巨大财力，物力和人力养军扩备不划算。

　　3.赵匡胤鉴于他的建朝经历，深有体会，武人善于兵变，容易坐大成势，养虎贻患，金銮宝玺招人觊觎，朝庭易被武人把持变生于瞬间。

　　这样一来，赵匡胤从巩固王权出发，通过谈心开导“杯酒释兵权”等有力措施收归军权于一身，取得了“抑武重文”的平稳过渡。

　　赵匡胤建立“重文抑武”的治国方略大政，是从稳定宋朝王权，制止武人乱政的目标为出发的，既有利的一面也有不利的一面，是一个事物的矛盾体。“重文”加强了国民文化素质，造就了大批读书热潮，不问出身门第，唯才是举，让先儒忠君爱国传统思想可以发扬光大。“抑武”削弱了国防力量，难以让宋王朝统一全国。

　　这一“重文抑武”的朝政一直影响着宋朝积弱难返的局面，以致后来文人宰相王安石变法图强，也只是昙花一现，匆匆掩没在历史的长河之中......文武应该有机结合，同舟共济才能更好地促进国家的社会人文以及经济长久持续发展，国泰民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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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文抑武，重文本身是利大于弊的，比如说御史台可以很好的起到对百官的监察作用，而文化方面，因为重视文人，使得各种学术思想以及文学艺术空前发展，直到现在宋代美学都依然是闲情雅致的代名词。

　　抑武，和赵匡胤本身的经历密不可分，五代十国的战乱，大多数都是中央集权势弱，手握兵权的将领推翻了当朝皇帝，改换了自己的江山，而在战乱中“黄袍加身”的赵匡胤对这一点更有深切的体会。

　　所以他一称帝马上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巩固中央集权，削弱和分散军权，主要有三大举措：

　　杯酒释兵权

　　解除禁军将领兵权，并调往外地充当节度使，继而削弱节度使实权，使其徒有虚名。

　　改革枢密院

　　枢密院专职掌管军事，不再掌朝政，进一步分割了宰相的权利；同时，有调兵权但无权领兵，军队统帅却不能调兵，两者相互牵制。

　　更戍法

　　军队分驻京师与外郡，定期内外轮换，但将领不随之调动，使"兵无常帅，帅无常师"。此举对防止将领专权巩固中央集权有利，却削弱了军队战力，也是导致后期在面对周边强国时处于下风的一大根源。

　　总得来说，历史无法假设，是否矫枉过正也无法评说。如果说赵匡胤没有采取这些措施加强中央集权，很可能在外敌入侵之前，已经成了五代十国的延续，从内部瓦解了。所以说，重文抑武确实是加强中央集权的有效手段，但客观上导致军队战斗力下滑，善于领兵作战的将领储备不足，这是一种基于当时的情势以及当权者立场所做的决定，很难说利大还是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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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俗话说，“物极必反”，宋朝重文轻武，后世多有非议，从当时的背景来看，赵匡胤采取重文抑武的政策，也有其必然性。

　　重文轻武确实造成了宋国当时军队战斗力弱，“将不知兵，兵不知将”，这点不可否认，但是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赵匡胤重文抑武的政策，我个人认为其实是有利于当时宋朝政权的巩固和经济、社会的发展，符合当时的社会需要。

　　宋朝后期，社会风气倾向安于现状，不思进取，最终遭遇“靖康之难”，军事力量薄弱的确问题严重。但赵匡胤重文轻武的政策并非是其直接原因。

　　首先我们必须要分析一下北宋建立之初的历史背景。唐朝在一百多年的升平盛世后，在“安史之乱”后由盛转衰，唐后期各地节度使据地世袭，藩镇割据，内忧外患，朱全忠进爵梁王后建立梁朝，进入了混战不断的五代十国时期。

　　五代十国本质上是唐朝灭亡后的残局，“十国”其实都是唐末留下的藩镇。赵匡胤建立宋朝后，才结束了五代十国分立割据的局面，连年的战乱对社会经济带来了巨大的负面影响。

　　藩镇割据的问题是唐朝灭亡的主要原因之一。节度使不仅管理军事，而且还兼领按察使、安抚使、支度使等职，在辖区内权力极大，这种政治体制，势必会导致藩镇崛起。唐朝的军人们形成了利益集团，在这种情况下，深知其害的宋朝“重文抑武”也就可以理解了。

　　赵匡胤不可能不知道藩镇割据对于政权带来的不稳定因素，整个社会已经迫切需要终止战乱，“休养生息”，这是宋朝政权得以维系的关键。

　　值得庆幸的是，宋朝是我国历史上经济、文化发展方面的又一个盛世，“重文抑武”的政策，不但有助于社会、经济恢复稳定，有利于宋朝政权的巩固，同时催生了宋朝时期农业、手工业、商业的迅速发展，以及文化、艺术方面的卓越成就。

　　太祖赵匡胤虽两度释兵权，主要是针对时弊，巩固统治。他也是知兵之人，当时天下未靖，他不会矫枉过正，损坏军力。他在位期间文武并重，制度的建设才刚刚开始。重文抑武的国策形成始于宋太宗赵光义。赵光义对武人的压制的确有些矫枉过正。造成的弊端就是对外战争能力下降，自宋太宗在太祖的余荫之下，灭掉北汉一统中原后对外战争基本都以失败收场，往往需要用金钱买和平。他的好处就是国内统治稳定，文治鼎盛，用陈寅恪先生的话来形容就是“华夏民族之文化，造极于赵宋之世”。

　　赵匡胤建立宋朝，是利用了何种制度缺陷，他在建国以后，就要去弥补这种缺陷，防后人效法。是禁军中的兄弟把他推上皇位，那就要对这些兄弟特别注意。他做了皇帝后，这批兄弟依次升迁，仍然在禁军供职，只是中间插进去一个新人，就是皇帝的兄弟赵光义。这只能达成一种暂时的稳定状态，在有控制力的壮年皇帝在位的情况下，它才能存在。石守信、王审琦之流于宋太祖，正如宋太祖之于周世宗，老留在禁军中，养大了势力，万一自己“不虞”，留下一个周恭帝那样的小孩儿皇帝，他们保不准也会学一招“黄袍加身”。所以当务之急，是要在禁军高层换血。但他并未用屠戮功臣等比较直接、血腥的方法。

　　建隆二年（961），即建国之后第二年，他召集禁军旧部聚饮于宫中。有了三分酒意，他开始倾诉：“当皇帝未必有多少乐趣，每夜睡不安枕啊！”

　　群下知机问道：“天下已定，何人敢有异心？陛下何必忧虑？”

　　“我相信你们没有异心。不过，一旦有人硬把黄袍套在你身上，你想不干，恐怕也不成。”

　　“这个倒是没想到。请陛下哀怜，指一条明路！”

　　“人生弹指即过。不若多积金帛田宅，留与子孙；歌儿舞女，颐养天年。君臣之间，无所猜忌。这不是最理想的状态吗？”

　　众人谢恩：“皇上能作此想，足令枯骨生肉，枯木逢春！”

　　旋即各自找了理由，辞去了禁军中的职位，外放去做节度使。

　　这个“杯酒释兵权”之典故，说的是从龙诸将“释”了禁军中的兵权。禁军高级军官，睡于皇帝的卧榻之旁，时时威胁皇权，安置好他们，是最为紧迫、最为关键之事。借着旧友“心甘情愿”安度晚年的机会，宋太祖重新整顿了禁军，改革了统兵制度，把禁军中的重要位置安排给新进人物，立即强化了对禁军的控制。

　　那么放出去做节度使，是不是威胁小一些？确乎如此。五代后期，藩镇势力已弱，不再具有颠覆性的力量。不过，乘乱兴兵的能力还是有的，有时仍会有很大的破坏力，一种很令人不安的前景是，若不能短期之内弹压，则会影响其他藩镇的动向。后汉时陕西三镇连兵，当时的枢密使郭威左支右绌、焦头烂额，动用常规兵力之外又大肆招募新军——赵匡胤就是在当时从军的——才得以平定。所以，藩镇仍是一种重要的不稳定因素。宋朝建立的第一年（建隆元年，960），潞州（今山西长治）节度使李筠、淮南节度使（驻扬州，今江苏扬州市）李重进筹划反叛，李筠且引北汉为援，当时宋太祖极担心南北夹攻，用计使两边一先一后而发，且亲征潞州，终于有惊无险地渡过难关。若藩镇和其他多种不利条件结合在一起，比如契丹、北汉、南唐等，那么危机可以发展到什么程度，还是很难逆料的。

　　所以对藩镇的控制和削弱，不能松懈。太祖的处理手法不算新颖。最常见的是命各节度使换任，或称“徙镇”。节度使总要在本镇有若干年的经营，才好完全掌控本镇的资源，有作乱的资本。可是一“徙镇”，多年的苦心经营顿时化为泡影。然而皇帝令节度使易地任职，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不想听命，就只好在条件不那么成熟的时候立即反叛，以致功败垂成。从建隆元年开始，各节度使被密集徙镇，这就大大增加节度使作乱的难度。有时征其入朝以考验其忠诚度。一旦入朝，很可能就被长期留在京师，甚至免了实职，领干薪、“奉朝请”了。开宝二年（969），太祖又重用“杯酒释兵权”的故智，一次“准许”五名来朝的节度使“辞职”。

　　太祖朝对于藩镇的频繁调整，使藩镇的势力愈加消退，建隆元年潞州和淮南发生的带有恢复旧朝性质的反叛，成为最后的藩镇叛事，中唐延续下来的藩镇割据、称兵之惯习，至此告终。接下来的十余年，宋太祖凭着过人的手段，消弭了藩镇起兵的可能性，终结了一个时代。

　　但不得不说，太祖依靠的，更多的是他的个人能力和魅力，他做事、用人，抓大放小，不拘一格，嗣君若无他的眼界、胆魄和胸襟，就无法像他那么挥洒自如。后世君主能守得住这个天下，就要更多依靠制度。而制度的建设，他在位时才刚刚启动，大部分内容，还有待太宗甚至真宗、仁宗去完成。

　　宋朝初建时，所继承的后周疆域只不过拥有黄河中下游地区，在它周围还盘踞着许多大大小小的割据政权。在北方，有势力雄厚的辽国，有盘踞太原的北汉；在南方，有南唐、吴越、后蜀、荆南、湖南、漳州等封建割据势力。宋太祖有统一天下的雄心大志，但究竟应当从何入手？当时有人提议，相对南方诸国，北汉军力更强，应当先打下来，解决心腹之患。但太祖说，侵扰边境是北族之性，应先平定南方，留着北汉与宋一起分担契丹扰边。若宋先攻灭北汉，边境线太长，那么宋在北面就要疲于奔命，又何来精力去平定南方？于是太祖采取“先南后北、先易后难”的战略原则。乾德元年（963），平湖北、荆南；三年，灭后蜀。开宝四年（971），灭南汉；八年，灭南唐。开宝九年他辞世之时，余下的割据政权，仅吴越、漳泉、北汉，再加上幽云诸州，留待太宗去解决。

　　宋太祖开宝九年（976年）十月十九日夜，赵匡胤召其弟赵光义饮酒，共宿宫中；隔日清晨，赵匡胤暴死，享年五十岁。宋太宗赵光义即位。

　　太祖于开宝八年灭南唐，去掉了南方最强的割据政权，南方仅剩吴越钱俶、漳泉陈洪进。太平兴国三年（978年），在宋朝的政治压力下，陈洪进、钱俶相继向宋廷纳土归降。太平兴国四年（979年）正月，赵光义先派大将潘美等挥师北上，围攻北汉都城太原，赵光义于二月率军亲征，宋军击退辽国援兵，灭亡北汉，终于结束了自唐末黄巢之乱以来近九十年藩镇割据混战的局面，再次形式上一统全国。太宗朝正是制度建设最重要时期。他大体完成了地方兵权上收中央的过程，又为皇帝掌控中央之兵权奠定了基础。

　　宋太祖驾崩之前，大宋收复北汉的军队已经在战场了，正是因为太祖的暴毙，宋太宗才将这次军事行动终止；如果宋太祖不死，收复北汉也是为时不远、顺理成章的事。所以，从根本上讲，北汉的收复，并不意味着宋太宗的武功超越了他的兄长。正是因为宋太宗清楚这一点，所以，在北汉收复之后，马不停蹄，立即进伐幽州，企图收复燕云地区，从而在根本上实现对宋太祖的超越。

　　太平兴国四年（979）、雍熙三年（986），宋太宗先后两次大规模的北征，先后有高梁河、瓦桥关、岐沟关、陈家谷、君子馆等多次大败，丧师三十余万。从后周世宗开始养精蓄锐培养起来的精兵强将，几乎损失殆尽。如果说宋代在军事上真的存在所谓的“积弱”局面，那首先应该归咎于宋太宗。

　　在西北宁夏，由于宋太宗对党项李氏兄弟心存幻想、缺乏一个一以贯之的策略，导致李继捧降而复叛，李继迁屡败屡起，势力愈来愈大，终成西北大患。

　　在西南太平兴国五年（980年），宋朝知邕州太常博士侯仁宝上奏赵光义，请求趁交趾丁朝内乱之机南下讨伐，恢复汉唐故疆，统一交趾。于是，赵光义任命侯仁宝为交州陆路水路转运使；任命兰陵团练使孙全兴、漆作使郝守俊、鞍辔库使陈钦祚、左监门将军崔亮为兵马都部署；宁州刺史刘澄、军器库副使贾湜、供奉官阁门祗候王僎为兵马都部署，伺机进攻丁朝。但在太平兴国六年（981年），白藤江之战中先胜后败，统一交趾的计划最终成为泡影，交趾得以保持独立地位。

　　从宋太宗方面而言，造成对辽、党项、交趾等战争失败的原因主要有三点：

　　正如对《宋史·太宗本纪》中“帝沉谋英断，慨然有削平天下之志”的评点：“但无能。”在军事方面，宋太宗比起他的兄长太祖差远了。不懂军事，这不要紧，毕竟大宋王朝熟稔军事的人很多。不懂却自以为很懂，这就很要命了。对宋太宗在与契丹人的战争中屡战屡败，批注说：“此人不知兵，非契丹敌手。尔后屡败，契丹均以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办法，宋人终不省。”不是宋人不省，是宋太宗不省。宋太宗在军事上自以为是、自以为能的心态终于导致了太宗朝军事上的节节失利。

　　宋太祖朝，对边防将领非常尊崇，并授予他们“回图贸易”的特权，因此边将有足够的财力加强边防设备，买通间谍，打探消息，重赏士卒，士卒无不尽力而战。宋太宗上台之后，取消了边将的这种特权，对边防将领又心存疑忌，“将从中御”，派遣监军，干预军事。宋太宗的这种做法，自以为很高明，事实上也的确加强了集权，但是，毫无疑问，极大地挫伤了边将的积极性，边将动辄得咎，战战兢兢，自保不及，谁敢违反圣上旨令、出奇制胜？

　　或许说，在将从中御、将权不专的情况下，胜负成败责任的归属很难判断。宋太宗更是将战败归咎于将帅不遵成算，不据方略。但太平兴国四年的满城之捷，端拱元年的定州之胜，都是主将冒着违抗圣旨的大罪，随机应变才得来的。

　　说到底，宋太宗在军事上的重大过失，源于他超越心理，源于他即位的沉重包袱，源于他的不自信，源于他的猜忌。要摆脱嫌疑，要实现超越，难免急功近利。这种心态直接影响了他对军事大局的客观分析，直接影响了他战败之后的不反省。对边将控御没有足够的自信，猜忌心理的存在，直接影响了边将的主观能动性，根本不敢对瞬息万变的军事行动做出及时反应。由此，战争屡败，边防不稳，加重了宋太宗的统治危机，这种危机又会影响到他对军事的准确判断，这是一种恶性循环。

　　宋太宗的一生，是努力摆脱兄长太祖阴影却又无法摆脱的一生。他在军事上的急于建功，不仅仅是国家统一的意图，更有借此证明自己的赫赫武功的深层心理。等这一切被辽国的铁骑彻底踏碎以后，他开始了以战略防备为主的转移，将主要精力放在国内，努力营造他的盛世。

　　文治方面

　　第一，开科取士。

　　宋太宗登上帝位两个来月，就举行了第一次科举考试，这次考试总共录取了500人左右，这预示着宋太宗朝科举考试的井喷。这种规模在以后的科举中没有丝毫的收敛。据统计，从太平兴国二年（977）至淳化三年（992）16年间，太宗共举行科举考试八次，共录取6692人。

　　例如，太宗朝首次开科的状元吕蒙正，十二年后的端拱元年（988）出任宰相，并于淳化四年（993）第二次出任宰相。吕蒙正同年进士张齐贤，在七年之后出任同签枢密院事，到淳化二年（991）出任宰相。太平兴国三年（978）进士赵昌言，在十年后的雍熙四年（987）已官至枢密副使。太平兴国五年（980）进士寇准，在十二年后的淳化二年（991）已官至枢密副使，同榜进士李至出任参知政事，同榜进士苏易简到淳化四年（993）出任参知政事。。

　　太宗朝的扩大科举考试，至少在两个层面对大宋王朝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宋代的科举考试，其诱人之处在于及第后国家就会给你安排一份待遇丰厚的工作。太宗朝的及第人数如此之多，可以说宋太宗通过科举考试这条途径，为大宋王朝的行政阶层换了一次血，文职人员成为大宋政权中最有实力的阶层。文人统治基本代替了五代以来的武人统治，由此确立了两宋三百年文官政治的基础。最能说明这个问题的是大宋负责军事的枢密机构，科举出身的文人在这样的机构中竟然掌握了话语权。

　　由国家科举考试为导向，进而影响整个社会对文化的重视程度，其影响的广度与深度都是难以想象的。在科举的导向下，当时的社会形成了这样的风气：作为家长，如果孩子不读书；作为兄长，如果弟弟不读书；作为妻子，如果丈夫不读书，那就会为此深为自责，在人前都抬不起头来（为父兄者，以其子与弟不为文为咎；为母妻者，以其子与夫不学为辱。《容斋四笔》卷五）。据说出自宋真宗赵恒的那首《劝学诗》：“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有女颜如玉”、“书中有马多如簇”、“男儿欲遂平生志，勤向窗前读六经”，反映的就是这种社会导向。全社会读书的风气在宋代诗歌中多有反映。如大宋建隆元年（960）出生的魏野有一首名为《晨兴》的诗歌，其中有这样两句：“烧叶炉中无宿火，读书窗下有残灯”（《东观集》卷四），写的就是一个读书人熬夜苦读的场景。

　　第二，文化建设。

　　宋太宗朝的文化建设可谓成果甚多，最值得提起者当为馆阁的重建。馆指三馆，三馆指昭文馆、集贤院、史馆，是国家藏书、修史的重要文化机构。宋代的三馆始建于五代后梁贞明年间（915—921），宋太宗即位的时候，已历经半个世纪。半个世纪中，代表国家文化的这几间小破屋一直默默无闻，三馆是当时对待文化的一个缩影。太平兴国二年，宋太宗下令选择新址，重建三馆。由于宋太宗亲自规划、过问，三馆一年时间即竣工，赐名“崇文院”。于是，将旧址的全部图书八万卷移入，以类相从，用青陵帕包裹，置于雕木架上（《职官分纪》卷十五《集贤院》）。

　　阁指秘阁，端拱元年（988）五月，宋太宗下诏就崇文院中堂建造秘阁，淳化三年（992），又下诏增修，八月完成。三馆、秘阁，合称馆阁，或称四馆。这是大宋朝廷最重要的文化机构。在当时的所有建筑中，这是建设得最好的，体现了宋太宗对文化的重视。

　　第三，图书整理。

　　一是搜求图书。

　　太祖时期，每吞并一个割据政权，就下令将其书籍运抵京都开封，置于三馆。太宗即位以后，更是下诏搜求图书，广开献书之路。献书三百卷以上者，据其个人意愿、才能与实际情况，或赐官，或赏钱，由此大大丰富了国家的藏书（自是，四方之书往往间出矣。《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十五）。

　　二是校订图书。

　　在搜访图书的同时，宋太宗还组织专业学者，加强对图书的校订，提高藏书的质量。

　　宋太宗留意字学，太平兴国二年（977），诏太子中舍陈鄂等校订《玉篇》、《切韵》。《玉篇》是南朝时期编纂的一部字书，《切韵》是隋朝编纂的一部韵书。太平兴国七年，又令著作郎王著删订字书。还令徐铉等人详校《说文》，于雍熙三年校毕，这是《说文》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本子。

　　端拱元年（988），宋太宗令孔维等分校唐孔颖达《五经正义》。至道二年（996），太宗又令国子监李至等人校订《周礼》、《仪礼》、《公羊传》、《穀梁传》、《孝经》、《论语》、《尔雅》等七经旧疏。淳化五年（994），太宗还下令选官分校《史记》、《汉书》、《后汉书》等史书。

　　三是编纂图书。

　　宋代的四部大书：《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册府元龟》，前三部都是宋太宗下令编纂完成的，《册府元龟》虽成于真宗时，但太宗朝已有编纂之意。另外，比较著名的如编纂医书《太平圣惠方》，编纂书法《淳化阁帖》等。

　　四是刊刻图书。

　　经过编纂及校订的图书，自然要刊刻，以实现更大范围的传播，如上面提到的这些书籍，编纂或校订完成后，宋太宗就下令模印颁行。

　　宋太宗的搜求、编纂、校刻图书，对图书文献的保存与传承、对宋代文化的兴盛都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宋太宗的着眼点并非仅在于此，他曾不止一次地讲：图书是教化之本、治乱之源，千古治乱之道，并在其中（夫教化之本，治乱之源，苟无书籍，何以取法？《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十五。千古治乱之道，并在其中矣。《麟台故事》卷一）。可见，太宗的图书事业，也有很强的实用目的，是为了治理天下、实现文治服务的。

　　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有时很难三言两语就能够彻底说清楚，也很难简单地用是非对错来判断。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无论从哪一个方面看，宋太宗朝都称得上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宋太宗朝的很多国策，不仅是对五代以来风习的重大改变，而且对宋代甚或宋代以后的历史都产生了相当深远的影响，它有理由、有资格成为一个重要的历史拐点。这正是：

　　超越

　　一杯酒世事难料

　　三传约几人知晓

　　费苦心觊望大宝

　　文治隆超越前朝

　　最得意，太原城上飘降旗

　　不曾想，高梁河畔尝败绩

　　一心要一统江山垂青史

　　也难说身后骂名千夫指

　　超越，是你一生永远的梦想

　　燕云，是你心中抚不平的伤

　　沧海桑田古战场

　　谁记得

　　铁马嘶风边城霜

　　只留下

　　一尊铁塔几座荒冢

　　坐看秋月与春风

　　重文抑武的国策，其实是赵匡胤对自己运用武力黄袍加身取得皇位的一种巩固措施；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武力代表一切的权利，连赵匡胤自己都是通过武力被部下半推半就之下登上皇位，且不论这一切究竟是不是他自己的阴谋。今天你们把我推上皇位了，保不准你们哪天看我这个老大哥不爽，就推另一个人上来了！所以成为皇帝后，赵匡胤其实是坐立不安的，整天疑神疑鬼，这也就是赵匡胤一直推行重文抑武国策的根本原因。

　　至于是不是矫枉过正，我认为这只是赵匡胤维护自己皇权的一种手段，再说重文抑武，单纯就是因为赵匡胤觉得文士怎么搞都不会比武将的危害大，“秀才造反。十年不成”嘛！加上他的皇位来路不正，也算是拉拢一下这些笔杆子们。

　　重文抑武的好处是涌现了很多有气节的文人，以及一大批优秀的政治家，巩固了政权，对北宋及以后的文化发展起了推进作用，也让北宋延续了167年，基本结束了五代十国分裂的局面。坏处，文人终究不能代替武将征战，经不起腐败的诱惑，北宋后期在宋徽宗赵佶和宋钦宗赵恒的统治下，被元朝所灭，北宋就此结束。

　　“重文轻武“是宋朝一直贯彻落实的根本指导性思想之一，导致两宋时期的军事力量较其他朝代横向比较大有退步。作为北宋开国皇帝、”重文轻武“指导思想的首先倡导者与直接执行者，宋太宗赵匡胤为什么要这样做？”重文轻武“的国策到底合不合适？“重文轻武”真的是矫枉过正嘛？

　　建隆二年（公元961年）七月初九日，赵匡胤把石守信等禁军高级将领留下喝酒。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赵匡胤便摒去众人，开始吐苦水。

　　“我非尔曹力，不及此。然天子亦大艰难，殊不若为节度使之乐，吾终夕未尝高枕卧也。”守信等请其故，帝曰：“是不难知，居此位者，谁不欲为之！” ——《续资治通鉴·卷二·宋纪二》

　　赵匡胤使用投石问路外加旁敲侧击之术，传递了自己想要加强军事集权的心意。石守信等人瞬间明白了赵匡胤的意思，辞官归乡，放弃军权。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杯酒释兵权”。其实，这个故事并不是赵匡胤的主意。而是宰相赵普的伎俩，无论如何，计谋是成功的，完美的达到了预期的效果。

　　关于赵匡胤“杯酒释兵权”的动机，流传最广泛也是最直接的原因便是其直接动机：赵匡胤作为后周殿前督点检，发动“陈桥兵变”，黄袍加身。为了防止部下故技重施，从而自导自演了“杯酒释兵权”的戏码。

　　除了直接原因之外，其实还存在历史原因，也算是一个间接原因或者是客观原因。我们知道，在宋朝以前，封建王朝对军权的制约力度最弱的便是唐朝，因为长期的歌舞升平，中央集权的暂时消弱，导致拥兵自重的节度使成为割据一方的军阀，成为了中国历史走向“五代十国”的一个重要原因。作为结束乱世的赵匡胤，深深明白中央集权与握紧军权的道理，这也成为赵匡胤“杯酒释兵权”的一个主要推动力。

　　还有一点便是根本原因：中央集权的发展。中国封建历史长河之中，中国的政治生态始终围绕着君权与相权展开（明太祖之前为君权与丞相权力，明太祖之后为君权与宰相权力），政治格局也是在君权与相权的矛盾与冲突中不断进步。到宋朝时期，中央集权已经十分必要，而且要立竿见影。首当其冲的便是军事威胁，其次是分割相权。所以说，赵匡胤只是历史选择的“发言人”，其自身的抉择是符合封建政治生态发展的。

　　首先要阐述的一点是，“重文轻武”虽然是在两宋时期实行的，但在两宋时期并没有直接提出“重文轻武”的概念（就算想提也有碍观瞻），“重文轻武”是我们后人对两宋政治格局的总结。就如同元朝“四等人制”，元朝是实行了一系列保障民族利益的政策，但是从来没有提出过“四等人制”。“四等人制”最早是由民国学者屠寄在《蒙兀儿史记》中提出的。学术界迄今并没有发现元代实行过“四等人制”的法令，它仅仅是反映在某些法令之中。

　　对于北宋而言，“重文轻武”是正确而且必要的。面对五代十国末期的政治环境，必须进行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尤其是军权，一定要矫枉，而且矫枉一定要过正。不然就会像沙漠中只带一口水——远远不够，不仅仅不能达到中央集权的效果，反而会“打狼不死，反被狼咬！”

　　为什么一定要矫枉必须过正？对于赵匡胤来说是“前车之鉴，后车之师！”的经验。对于掌握军权的大将来说，有“前人搭桥，后人过河”的路子。于情于理，于彼于己，矫枉过正都是很有必要的。

　　关于“重文轻武”是否矫枉过正的说法，是要分时间段而言的。对于宋太祖、宋太宗来说，为了培养一个良好的政治生态，矫枉过正是必要的。但是对于后继之君，尤其是所需的政治生态已经建立的时候，君主仍旧延续“重文轻武”，这边会引发一系列灾难性的后果，这便是绝对有害的矫枉过正。

　　利：“重文轻武”的推广有利于中央集权，大大降低了军事威胁，为北宋消除了潜在的军事隐患，也为配套实施的中央集权政策提供了方便；提高了士大夫地位，促进了文化繁荣。

　　弊：“重文轻武”思想的深入人心，使得北宋的国防力量直线下跌；腐儒当政，祸害朝堂，导致举国一片投降论调；排挤武将，党同伐异，内耗严重；间接导致了冗官冗费。

　　【文 / 楚南青史君】

赵匡胤重文抑武的国策，是不是矫枉过正了？其利与弊怎么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