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0月2日，蒋介石在沈阳“剿总”师以上军官会议上说：再不听我的话，一个个都让把你们抓了去！

　　蒋介石一语成谶，20多天后，在广袤的辽西平原上，军最精锐的廖耀湘兵团，兵败如山倒。

　　战场上人挤马踏，车翻炮仰，到处都是被丢弃的作战物资以及姿势各异，冰冷僵硬的尸体。

　　溃败的军，如同没头的苍蝇到处乱撞。

　　空气中飞扬着马粪末子，地上躺满了受伤的兵，他们会在最短的时间内感染破伤风，牙关紧咬，身体后张，无比痛苦的呻吟着慢慢死去。

　　那些还算健全的军，根本无暇顾及受伤的战友，他们的编制早已被打烂，能否在战场上活下来全凭运气。

　　常常是一窝蜂般的向一个方向盲目狂奔，一旦见势不妙，又潮水的倒退回来。全然没有主见。

　　在解放军战士们“缴枪不杀，优待俘虏”在怒吼声中，战场上到处都是军齐刷刷举起的双手。

　　解放军6纵16师48团的两个排，在旷野中持枪摆成一座解放门，全无斗志的军，垂头丧气的从门下经过，短短半天时间，就有5个军，9个师的番号共2000多名军，乖乖的做了俘虏。

　　那些曾经不可一世的军官们，更是丑态百出。

　　新三军参谋长李定陆，和一个工兵营长又渴又饿，在偷喝路旁牛脚坑里的马尿时，做了解放军的俘虏。

　　兵团司令廖耀湘，被俘虏时头戴一顶破毡帽，穿着一件油渍麻花的破棉袄，赶着一头小毛驴儿，上面驮着两袋花生。

　　军陆军副总司令，“剿总”副司令范汉杰，逃命时还没有忘记把妻子带上，头带破毡帽，身穿一件露棉花的破棉袄，一条刚盖住膝盖的短棉裤，肩上披着一条破麻袋，手里拿着一个萝卜就这么一直啃着。

　　那些做了俘虏的并非常的顺从，现在投降就意味着可以保全性命，而那些没有投降机会的散兵游勇，十有八九会死于非，土匪心狠手辣自不必说，就连普通老百姓也痛打落水狗，反正战乱年代，没人会在乎几个溃兵的死活。

　　以至于哪些编制还算健全的兵，总要想尽千方百计去做俘虏。

　　东北野战军2纵六师的一个骑兵排，奉命火速赶往沈阳，经过一整夜的急行军，天亮的时候发现这支队伍已经有1000多人马，那是军的一个骑兵团。

　　团长看到解放军排长激动的眼泪都流下来，敬礼敬烟外带行贿，说他带弟兄们整整追了一夜，总算被“解放”了。

　　此刻沈阳城中也乱作一团。第十二纵队的一个班9名战士，分成三个战斗小组，闯进三个兵营。

　　每个兵营里兵力少则四五百人，多则七八百人，他们看到几名解放军战士后，兴奋的欢呼：解放军来了。大家快出来缴枪。

　　几百人蜂拥而上，把三名战士围在中间，七嘴八舌的问：枪缴在哪里。

　　解放军战士们随便往东一指，很威风的说：枪堆在那里，要码整齐了。然后又向西一指：人都到那边去集合。三个人把几百名俘虏管理的服服帖帖。

　　一纵的一名战士，只身冲进市中心“剿总”战车团大院，战车团上千名官兵集体做了这名战士的俘虏，汽车、坦克、装甲车整整齐齐。

　　驾驶员们诚惶诚恐的站在战车旁边，生怕这名解放军战士扭头而去。

　　而此刻第一纵队第3师第8团政治部主任张振铭也带领一名战士，俘虏了敌人一个坦克营，坦克营84名士兵一个不少，8辆美制坦克都完好无损。

　　投降的坦克营，严格执行了解放军俘虏政策中“不准破坏武器装备规定”。

　　就说一个上初中时看到的打群架的场面吧！

　　初三的时候，有一天放学时看到校门口围了一堆的校外社会青年……心里马上就知道今天肯定又要有人打群架了！

　　果然，过了一会，从学校里走出来四个高中生……当年我们学校的初中和高中是在一起的。这四个高中生从学校走出来后，冲着那帮社会青年一点头，然后就朝前走去，那帮不下20多人的社会青年吵吵嚷嚷的跟在后面！

　　我们都知道，他们这是去离学校大概7、8百米外的一个休闲公园……那个地方是很多打群架的人都喜欢约架的地方。

　　等他们在休闲公园里两边站好后……一个社会青年和一个高中生站了出来，争吵了几句之后……就看到剩下的那三个高中生，从书包里各自抽出了两把军刺，啥话也没说，就往上冲！

　　而在前面谈判的那个高中生，也从自己的书包里抽出来一个短柄的铁铲，照着社会青年就劈了下去……当然，那个社会青年在高中生抽出军刺时，就已经开始往回跑了，所以铁铲并没有劈到他！

　　这个时候，情形真的是一边倒啊！……四个高中生，不喊不叫就是挥着军刺和铁铲开始追，那20多个社会青年，虽然人数众多，而且年龄也比高中生大，却是一片乱喊的到处乱跑。有两个甚至吓的直接抱着头就蹲在了地上，腿软了跑不动啊！

　　高中生并没有去刺那几个蹲下来的社会青年，只是各自扇了几个耳光……然后把武器用报纸继续一包，放进书包就走了。

　　那种慌不择路、四处乱窜、人碰人、人绊人……连回头看的胆子都没有，那种“兵败如山倒”的场面，真的是让我记忆犹新啊！

　　刘邓大军解放大西南：横扫国军百万如卷席。

　　1949年下半年，反动集团已面临穷途末路，但仍寄希望于垂死挣扎，孤注一掷，蒋介石以川陕甘绥靖公署主任胡宗南所部14个军16万人控扼汉中，以西南军政长官张群所部23个军约30万人（包括宋希濂和孙震两个集团）布防巴东一带，打算以川康云贵为后方，割据西南，再次定都重庆。

　　蒋介石的如意算盘是：尽管长江天险已被突破，搞南北朝不成，但国军仍可占据四川天府之国，等待所谓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再卷土重来。即使上述图谋破产，也可以退往云贵；再无法存身时，则逃亡国外。

　　此时，在西南各省还有近150万残兵败将和上百万的土匪游杂武装，共有号称12个兵团，60个军，170多个师，在账面上的数字还是可以一看的，在胡宗南等人看来，四川盆地北有秦岭天险，东有三峡阻挡，共军岂能轻易突破。因此胡宗南带头拍胸脯说：请校长放心，学生在四川坚持三年没有问题。

　　刘邓首长和李达参谋长

　　然而，已经失尽军心民心的反动派显然忘记了中国历史上一句著名的话：在德不在鼎。天险从来不是暴君独夫的保护伞，相反它也可以是反动派的棺材钉！

　　胡宗南得意地说：他的秦岭防线固若金汤，共军进攻数次均未突破。其实他根本不知道，贺龙元帅指挥的第十八兵团只不过是佯攻，目的在于把他的部队牵制在川北，防止他东移给刘邓大军入川增加麻烦。

　　11月1日，34万英勇的第二野战军指战员，在、指挥下，出其不意，由湘入川，只用了6天时间就打崩了宋希濂兵团5个军组成的防线，11月7日，被打懵了的川鄂边绥靖公署主任宋希濂还想组织兵力负隅顽抗，结果在白马山战斗中被彻底打垮，解放军只打了一天两夜，就基本歼灭了宋希濂的骨干部队，毙伤俘军2万多人。

　　白马山战后宋希濂带着残部匆忙逃进了川南的深山中，于12月19日在大渡河边被俘。

　　其实，宋希濂到最后还带着几千人的部队，而一直追击他的解放军52师155团只有800人，但是已成惊弓之鸟的军根本不敢应战，被追上之后没做抵抗就纷纷缴械投降了，当宋希濂见到155团团长阴法唐（1988年中将，曾任西藏军区政委，威震西疆）时，还以为他不是军长就是师长。

　　宋希濂集团溃灭以后，在四川的五六十万军成了瓮中之鳖，惊恐万状，11月15日，刘邓首长指挥解放军攻克贵阳，蒋介石急忙命令胡宗南放弃秦岭南退入川，11月30日，二野解放重庆，贺龙元帅的第十八兵团约12万人于12月3日翻越秦岭天险，攻占川北，与二野合围了胡宗南集团。

　　解放大西南战役

　　此时，不甘心给反动政权陪葬的西南军阀开始行动，12月9日，云南省政府主席兼云南绥靖公署主任卢汉率5万余人起义，并扣留了西南军政长官张群。

　　同日，西康省政府主席刘文辉、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邓锡侯、潘文华等率所部共4万多人分别在西康雅安、四川彭县通电起义，并试图扣留在成都的蒋介石。12月10日，刘文辉的起义部队逼近蒋介石所在的成都军校，已四面楚歌的蒋介石仓皇飞离成都，从此再也没有踏上大陆。

　　蒋介石逃离成都时，嘱咐四川省主席王陵基继续和解放军作战顽抗到底，结果没有几天这个国军上将也做了解放军的俘虏。

　　蒋介石飞逃台湾之后，留在四川的各路人马除了少数死硬派之外纷纷与解放军接洽，起义的起义，投诚的投诚，唯恐反正不及。

　　12月10日，第19兵团副司令王伯勋（曾参加过滇西反攻、松山大战）与麾下各军长、师长在贵州普安通电起义。

　　12月11日，第22兵团司令官兼第72军军长，著名地下党郭汝瑰在宜宾宣布起义。次日，哈儿司令范绍增率所部4万余人在大竹起义。

　　12月16日，蒋介石命令第13兵团司令官李弥率第8军，第26军讨伐卢汉，卢汉军拼死抗击，两军在昆明城外大战六天，军始终未能得手，12月22日，由于解放军二野杨勇兵团逼近昆明，国军害怕被歼灭而纷纷做鸟兽散，蒋介石派来督战的“陆军副总司令”汤尧被解放军活捉，李弥率残部退入缅甸。

　　12月22日，西南军政公署副长官，游击第2路军司令王缵绪率所部4.3万余人在成都通电起义。

　　解放军进入成都

　　同日，第15、20兵团残部共3.5万余人在司令罗广文、陈克非率领下，在郫县起义。

　　12月25日，第18兵团司令官李振率所部2.4万余人在成都宣布起义，同时带动联勤司令部及所属80多个单位1.4万余人在成都起义。

　　第7兵团司令官裴昌会率部三万，在德阳起义。

　　12月26日，127军军长赵子立与所部1.2万余人在巴中起义，同日国军第3兵团司令官朱鼎卿及第20军军长杨汉烈率部2.2万余人在金堂起义。

　　宪兵司令吴天鹤率4个宪兵团，5个保安团在成都起义，同日，还有9个保安团一万多人在邛崃起义。

　　12月27日，第5兵团司令官李文因所部被解放军包围在邛崃、新津地区，且突围无望，不得不向解放军第12军肖永银副军长投诚，包括国军“天下第一军”在内的5万余人接受改编，20多名国军将领或被俘，或投降，在大陆的最后一支主力部队被消灭了。

　　12月29日，新编第2军军长彭杰率部2万余人在成都起义，次日，贺龙元帅的解放军第十八兵团进入成都。

　　战前国军在西南拼凑的10个兵团，45万人的正规军，短短十几天以内，起义了6个，投诚了1个，连一场像样的仗都没打就灰飞烟灭了。

　　陈赓大将进入昆明

　　胡宗南的牛皮不仅吹破了，而且输得很惨。其实只用了57天时间，整个解放西南的作战即告胜利结束，参战的解放军虽只有46万人，却歼灭了军10个兵团部、49个军部、133个师共计93万人，如果加上保安团等地方武装，则超过了110万人，超过了淮海战役和平津战役歼敌人数之和。

　　到1949年12月底，解放军即解放了川、云、贵三省。1950年3月，刘邓大军兵进西康，仅用十几天就扫平了胡宗南麾下最后负隅顽抗的三万多人马，胡宗南逃亡台湾，至此，西南大陆除西藏外全部解放，彻底粉碎了蒋介石在美国支持下割据西南的美梦。

　　所谓兵败如山倒的画风，近代以来莫过于此。

　　王耀武作战还是比较猴精的，1947年2月19日，当他判明南线欧震兵团所谓的“临沂大捷”明显是吹牛皮的时候，综合空军的侦察报告，未经请示老蒋和陈诚，毫不犹豫地下达了李仙洲兵团立即收缩的命令。如此，担任李兵团后卫的霍守义第12军一昼夜狂奔百余里，硬是逃出了华东野战军正在形成的合围圈。

　　粟裕将军后来也坦承，没想到王耀武会如此果断，否则是准备将李仙洲兵团70000多人一勺烩了的。结果不但第12军溜掉了，李仙洲带着两个主力军也就近缩进了莱芜城，所以莱芜战役开局很是不顺，不仅溜掉了三分之一的敌人，另外三分之二也无法在野战中加以围歼，搞不好就得进行艰苦的城市攻坚战。而关键时刻，王耀武却走出一招蠢棋，反而帮了华野大忙。

　　至2月20日的黄昏，华野已经完成了对莱芜城的战役合围，王耀武眼见李仙洲兵团主力处于孤立无援的窘境。他考虑南线蒋军大部队距离太远，自己手头又没有足够的力量解围，为了防止华野顺势进攻济南，他决心让李仙洲冒险突围，以加强济南的防守兵力。为此，王耀武特派副参谋长携亲笔信飞赴南京，以便征得老蒋的同意，后者无可奈何也只能答应了。

　　突围的电令21日发到莱芜后，蒋军将领们吵成了一锅粥，黄埔一期的李仙洲久经战阵，认为“敌前撤退”是非常愚蠢的行动，主张就地坚守待援。然而第73军军长韩浚和46军军长韩练成均表示反对，尤以王耀武嫡系韩浚的嗓门最高，他认为莱芜城池太小，50000多人拥挤不堪，粮草也大成问题，不如遵令突围，大家一嚷嚷，李仙洲最后也动摇了，下达了突围的命令，结果又被另外一位韩军长借故耽搁了一天。

　　1947年2月23日，李仙洲带着50000多人向30里外的吐丝口镇进发，敌空军副总司令王叔铭亲率20多架飞机实施掩护，而华野前指一俟敌人全部离开莱芜城，即令四纵以一个师入城断敌归路，主力5个纵队外加六纵18师共20万大军，从公路两侧的埋伏区一起杀出，以排山倒海之势发起攻击，将敌人包围在长20里宽5里的狭窄地域，分割之后进行围歼。

　　由于地下党员韩练成将军故意放弃指挥，位于第73军右翼的桂系第46军首先陷入混乱，20000多官兵大部分扔掉武器争先逃命，纷纷涌进第73军的行军队列，瞬间也把该军的指挥系统和部队建制完全打乱，韩浚以下军长找不到师长、师长找不到团长，一时间那真是兵败如山倒。最好笑的是李仙洲和韩浚被乱兵裹胁，一会碰面，一会冲散，两人也无话可说惟有相对唏嘘。

　　粟裕命令各纵勇敢地与敌人进行近战肉搏，遂使敌空军完全失去作用，蒋军的辎重、车辆和人员被挤成一团，根本无力组织有效的抵抗，许多士兵因为东跑西逃疲惫不堪干脆坐在地上：“老子不跑了，被打死好了”，还有的气得大叫：“从来没有打过这么窝囊的仗，不打了，缴枪”。李仙洲麾下共56000余人，最终死伤不足万人，共有46805人成为了俘虏，其中还包括17名将官，创造了华野一次“捉大官”的空前记录。

　　（隐形将军剧照）

　　韩浚后来回忆道：“人们在混乱中争相逃命，看着那种凄惨现象，我们的内心是极其痛苦的，当时我气急败坏地向乱兵大声呼喊：同志们（注意啊蒋军确实也是这么叫的），我们一定要突破这个包围，大家跟着我攻击前进，到了吐丝口我们就有办法了！当我带着一部分人冲到吐丝口附近，迎面一排枪射来，乱兵中又倒下一批，我判断华野已攻占吐丝口”。

　　韩浚仍然不死心，继续率兵转道博山，此时身边只剩下3000多人了，并且是一路走一路少，终于在博山外围的青石关兵败被俘。而失散的第二绥靖区中将副司令李仙洲也带着卫队向吐丝口逃命，结果在途中腿部中枪，因失血过多坠马摔进沟里，比韩浚提前一步被活捉，两位黄埔一期的同学，最后相会于华野“解放军官教导团”和后来的功德林。

　　莱芜战役，华野以围三阙一的战法诱使敌军出逃，然后在野战中加以围歼，遂成大捷。而蒋军部队缺乏组织性的弱点在野战中暴露无遗，形势稍一恶劣即全军崩溃四散逃命，各级指挥官根本无法掌握部队，李仙洲和韩浚都深刻品尝到“兵败如山倒”的滋味，结果24日老蒋秘密飞到济南痛骂王耀武：“遇到这样大的损失，你是不能辞其咎的，这次你选派的将领也不恰当，李仙洲的指挥能力差，你不知道吗？撤退时他连后卫都不派，这是什么部署”？

　　王耀武不服又不敢还嘴，事后怒骂：“五万多人，不知不觉在三天就被消灭了，老子就是放五万头猪在那里，叫共军抓，三天也抓不完呀”！

　　兵败如山倒是什么体验？这一点蒋介石最了解

　　解放战争初期，解放军只有100万人，只有陆军装备还很差，而军队却有430万人，拥有海陆空三军和美国支援。可是，仅仅三年时间，解放军就歼敌800多万，愈战愈强，掌握了全国的政权。

　　当然，单纯从军事上讲，1949年一整年的战争，蒋介石都不能负主要责任，毕竟，蒋介石并没有名义上的最高军事指挥权。

　　1949年元旦，蒋介石在兵败如山倒的局势下、全国人民的骂声下、美帝的挤兑下，终于下野了。

　　让蒋介石兵败如山倒的，恰恰是三大战役。

　　而三大战役的开端，其实是济南战役。1948年，解放军攻克拥有10万重兵、工事坚固的山东省会城市济南。毙伤军22423人，俘王耀武以下61873人。

　　济南战役，是在国军强而我军弱的基本局势下展开的。当时解放军方面的部署是14万攻坚集团，对付王耀武第二绥靖区山东省会济南的12万人；另一部则是18万兵力布置在济南与徐州之间，用来隔离邱清泉和黄百韬两个兵团支援。

　　令人感到失望而又庆幸的是，邱清泉和黄百韬，华东野战军最凶恶的敌人，竟然坐视济南陷落，没有背上增援。当时负责阻援邱清泉和黄百韬的正是华野主力粟裕兵团，他说“我西兵团之七个纵队，除三、八纵队比较完整外（该两纵队每纵亦只二万三至二万五），其余各纵既不充实，也不完整”。这说明，1948年6月豫东战役，华野伤亡不小损耗不小，不修整不行。

　　可是，邱清泉和黄百韬为代表的国军增援集团，胆气已经彻底失去，华野阻援兵团18万人，获得了难得的修整训练的机会。

　　蒋介石眼睁睁看着济南被解放军攻克，被山东籍的“国大代表”一再催逼，不停对前线第二兵团、第7兵团、第13兵团发布命令。可是，当解放军攻克济南时，这三大兵团竟然还在原住地。济南解放后，他们正好顺水推舟南下撤走。

　　1952年，主席到济南视察，他对将军说，“济南战役打得那么迅速、彻底，天下恐怕只有两个人想不到，一个是本人，一个是蒋介石。”

　　以济南战役作为开端，一发入魂的国军，再也不能抵挡解放军的凌厉攻势了。对此，美国人说 “自今而后，要到何处，就到何处，要攻何城，就攻何城，再没有什么阻挡了。”

　　这种背景下，三大战役就轰轰烈烈的开始了。

　　首先开始的是解放军优势最大的东北战场，1948年8月，人民解放军东北野战军已控制了东北97%的土地和86%的人口 。国军虽然在东北有4个兵团14个军44个师（旅），加上地方保安团队共约55万人，却被分割在沈阳长春锦州三个孤城之中。再加上，我军不仅兵力超过国军还拥有了东北强大的军工能力，不仅满足自用，还能通过海运支持华东野战军。

　　辽沈战役，经过52天激战，终于在10月28日落下帷幕，解放军以伤亡6.9万人的代价歼灭精锐部队47.1万余人。唯一遗憾的是，国军52军两个师成建制在营口逃跑。

　　辽沈战役期间，蒋介石多次飞沈阳直接指挥，还派出飞机长春空投手令给郑洞国。可是，这些微操也没有什么用。国军就在蒋介石的指挥之下，一个一个钻进了解放军的圈套之中，最终全军覆没。

　　接下来是淮海战役，作为济南战役的延续，国军和解放军一样不约而同准备了这场大会战。不同的是，我军叫做淮海战役，而国军叫做徐蚌会战。我军一开始打算对黄百韬和两淮海州的国军聚而歼之，结果国军徐蚌会战计划一出，我军按照国军计划来作战，取得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蒋介石要求徐州周边军队向徐州靠拢，可是远路的还在路上，近路的已经回了徐州。这样混乱的部署，很快被我军抓住了。邱清泉李弥兵团留下徐东地区，正好让华野做阻击黄百韬的阵地。

　　蒋介石严词命令邱清泉李弥去救援黄百韬，华野正好设下包围圈准备聚而歼之。幸好邱清泉比较胆小，宣告徐东大捷后就缩回徐州了。

　　蒋介石又严词命令黄维从河南蒙城出发，到蚌埠和徐州去。黄维就在当年蒋介石制造的黄泛区陷入了包围圈，第二个兵团又要被聚而歼之。

　　蒋介石一看形势不对，要求徐州30万军队南撤，还是六神无主，一会要求救援黄维，一会要求快速南撤，一会还要求改变撤退线路。

　　最终，淮海战役和济南战役一样，陷入解放军包围圈的都没跑掉，外围救援的被打了一顿都不敢上前了。

　　平津战役也是差不多，国军只要敢出城，就会被聚而歼之，国军如果不敢出城，那就更好了，要么就地接受改编，要么困守孤城被歼灭。

　　短短半年时间，蒋介石精锐几乎全部被消灭，失去了淮河以北几乎所有的平原地区。自此，蒋介石在大陆的势力，算是灰飞烟灭了。

　　蒋介石的失败，说白了还是老话说得好“得民心者得天下”“仁义不施，攻守之势异也”。

　　1950年10月27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已经在朝鲜与美军、汉军全线接火。但美军方面对中国军队的情况仍然一无所知，各条战线上的美军都感到非常乐观。

　　美军虽然已经确认他们在接近中朝边境的地方遭到了抵抗，而且确定对手不再是朝鲜人，而是中国人，但他们仍然坚持认为，中国方面出动的军队数量不多。有的认为只有一千人，有的认为最多一个师。并且，中国军队的武器装备水平非常落后，除了缴获的日军在二战时期使用的枪械之外，也有一部分从国军手里缴获的轻机枪，重武器和坦克、飞机基本上都没有。

　　这样一支军队能够阻止美军吗？结论自然是完全不能。麦克阿瑟在分析后还认为，中国已经失去了介入朝鲜局势的黄金机会，现在并不是合适的时机。如果中国的目的是要帮助北朝鲜彻底消灭南朝鲜军，完全统一朝鲜半岛，那么最好的时机当然是在朝鲜军队将韩军和美军压缩在釜山的时候，这是北朝鲜最接近成功的时候。现在北朝鲜已经完全被联合国军击溃了，中国现在介入也不能挽回败局。

　　甚至连在朝鲜军队中的苏联顾问都在见到中国军队的指挥员的时候，第一句话都是先问，同志，你们带来了多少飞机、坦克、大炮？当中国军队的指挥员表示没有这些的时候，他们也感到十分失望。在他们看来，现在北朝鲜军队已经无力组织有效抵抗，最多只有小股的散兵能够在路上袭击联合国军和韩军，但这完全无济于事。

　　到十月三十日，情况已经完全变化。从中国军队这边来看，入朝初期的混乱局面已经基本结束，各部队都已经穿插到位，到了联合国军和韩军的背后，并且韩军的几个师已经被击溃，正在夺路溃逃。虽然因为三十八军在穿插的路上恋战，以及错误的相信了所谓云山有一个黑人团的情报，未能及时占领云山，也让中国军队失去了围歼韩军三到五个师左右的初期战役目标已经无法实现，但战局仍然对中国军队十分有利。

　　美军这边，即便是到了10月30日，对中国军队的情况仍然了解得很少，无论是第八集团军司令沃克中将，还是第十军军长阿尔蒙德，都还在期待着尽快推进到鸭绿江边，然后就结束战争，他们就可以把防线移交给韩军，然后自己回东京去过感恩节了。美国国内的媒体舆论也对战争非常乐观，认为麦克阿瑟说的感恩节之前结束战争完全有可能实现。

　　到了十一月二日上午，沃克还在不断的向各部队发出继续向北前进的命令。虽然这时候美军左翼的韩军已经被中国军队击溃，各部队之间的联系也在被中国军队切断，但沃克仍然坚定不移的相信，这是朝鲜人民军的小股部队，所以美军不用担心什么，还是要继续按照之前的计划，尽快向鸭绿江边前进。而且，这时候，先头部队确实已经到达了距离鸭绿江边只有五公里的地方。

　　但到了这天下午，沃克就意识到，情况正在急速恶化。他这时候已经搞不清楚自己下属的部队到底在什么地方了，只能不断地在集团军司令部里发出命令，要求各路美军迅速掉头南撤，和韩军一起撤退。从战场形势来看，他认为中国军队投入的兵力可能已经达到了五六万人，现在他不能大意了，必须要谨慎一些。

　　实际上，中国军队入朝部队已经达到了二十五万人，除了第一批入朝的四个军，也就是38、39、40、42军之外，66军和50军也正在紧急渡江参战，此时一线投入战斗的部队已经达到了十五万人左右。按照彭德怀的设想，如果38军能够尽快占领熙川，就可以将一线的美军部队全部包围起来。可惜的是，38军并未能按照预定计划占领熙川，从而让沃克的第八集团军逃出生天。

　　这之后就变成了美军在各条战线上疯狂的夺路而逃，韩军也已经没有了之前的抵抗意志，只要看到中国人，听到中国人的军号和喇叭声，就会不顾一切的疯狂逃跑。之前还在军队里弥漫的乐观气氛一扫而空，各部队都被中国人打得失魂落魄，逃跑的路上也提心吊胆，胆战心惊，不知道什么时候中国人又会突然从天而降。

　　到11月4日，第八集团军各部队终于突出重围，按照沃克的命令，撤退到了清川江以南，占领了有利阵地，稳住了战线。到11月5日，中国军队停止追击，第一次战役结束。作为入朝首战，虽然未能实现之前全歼韩军几个师或美军一两个师的目标，但也打退了美军的进攻，稳定了战线，毙伤俘敌1.5万人左右，志愿军也付出了一万多人的伤亡。更重要的是，志愿军第一次和美军交手，知道了对手的轻重，为之后作战打下了基础。

　　兵败如山倒看看三大战役后的老蒋的溃败和被歼灭、俘虏或改编人数就知道了！

　　国军部队被歼灭的高峰时段无疑就是48-49年的三大战役了，在东北、华北和华东三个主战场，合计有超过154万兵被解放军歼灭、俘虏或改编。这个数字是巨大的，听起来令人震惊。不过国军的阵亡数字相对却并不算高，从48年9月到49年1月，国军一方共有约57000人在这三场大战中失去生命。

　　一个直观的表现就是，在消耗战中国军官兵往往不肯坚守阵地，不打算以生命为代价和我军进行争夺。举个例子，48年12月国军大股部队在河南永城被围，由于缺衣少粮上千名国军第2兵团士兵趁着夜色跑入华野一方的堑壕，而2兵团还是国军的王牌兵团之一，我军未放一枪获得了不少解放战士。其实不管怎么饥饿，在未到生死关头的情况下，国军当中出现这种大规模逃跑的唯一合理解释就是兵败如山倒！

　　第三名，平津战役。

　　平津战役其实并不是一场淮海战役那样的大歼灭战，这是由战役的发展特点决定的。总体来看此战分为3个战场：西线的新保安、张家口；中线北平城，也是华北剿总所在地；以及东线的天津、塘沽。由于我军使用分割包围的战术，借助总兵力的绝对优势（100万对60万人），抓住傅作义的举棋不定的心态，使用猛攻东西两头，瓦解北平敌人意志，促成华北剿总起义的策略，最终敌人被歼灭的52万大军中，实际只有27万人被毙伤俘（其中天津损兵13万人），傅作义在北平的25万守军选择了起义，避免了更大的伤亡。

　　第二名，淮海战役。

　　淮海战役是三大战役中歼敌数最多的，达到了55万人。这场战役之所以如此惨烈，是因为中央军在江北的几乎全部主力都集中在徐州到蚌埠的战场上，与我军华东、中原两大主力野战军展开决战。国军投放兵力分成7个主力野战兵团，另有绥靖区部队。其中云集了第5军、第18军、第25军等王牌军，从48年11月到49年1月先后在碾庄、双堆集和陈官庄三个战场爆发大战，国共双方投入作战的总兵力超过了140万人，还不算我军的大量非正规武装及500多万提供后勤支援的百姓。虽然歼敌数55万不是整个战争中最多的，但淮海战役的惨烈程度却冠绝历次大战役，仅仅48年11月碾庄一处，短短15天之内国共双方便累计有12万多人伤亡，创下了解放战争的纪录。

　　第一名，西南战役。

　　这场战役在中国历代战史上都比较奇葩，解放军在49年的西南战役中一共出兵30余万，竟然能追着近百万军到处跑，最后敌人大部被歼灭。如果不了解具体的历史情况，很难解释这一奇怪战况。其实严格来说，西南战役“不激烈”，军损失的93万兵力大多不是战损，而是故意接触后就起义投降，寻求出路。此战我军兵员伤亡不到9000人，军真实伤亡也不过万。出现这种情况，最根本原因是49年10月新中国已经建立，大陆政权完全崩溃，年末剩下的不足百万国军部队，多数是杂牌武装和新兵，只有中央军剩余的胡宗南和宋希濂部还有一定抵抗意志，也被我军迅速击溃。

　　没机会。

　　军队属于传统军队，特别依赖少数精锐部队，部队补充能力非常差。三大战役把几乎所以精锐部队一扫而空，重装备几乎丢完。补充起来的几百万部队纯属滥竽充数，偶尔跳起来表演几下是极限了，于大势无补。

　　军队是旧军队、传统军队。国军在解放战争的表现，基本就靠几个王牌精锐。华东一开始靠整74，不是整74国军可能都打不到山东，后来华东国军就靠5军、25军当救火队员四处救场。东北就靠新一军、新六军。这几个军是主演，71军、52军、8军、64军、18军配合演出。把的大戏嘎呦到了1948年实在嘎呦不下去了。

　　这些精锐部队可以适当的避免旧军队的各种陋习，也就是旧军队战斗力差的那些原因，比如说克扣军饷、私卖军粮药品、拉壮丁、虐待士兵。这些精锐军队因为被关注高，所以上述情况稍好，再加上装备好，所以是战斗力有基本保障。类似明末的家丁。

　　一战二战的苏德英法有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有义务教育，有预备役机制，动员公民训练训练就能补充成合格的步兵。可没有。上述精锐部队历经抗战培养的老兵，经年收栽培的死硬分子充当的基层军官，没个十年八年可补充不上来。

　　还有装备也是，无法补充。作为国军火力支柱的几个重炮团全部损失，包括装备美制155榴弹炮的炮12团、日制150榴弹炮的炮7团，还有所有装备美制105榴弹炮的重炮团，全部损失。国军每个美械军的105榴弹炮营也基本跟着美械军一起损失了。这些武器是国军火力的支柱，多一门没有、少一门不给补。

　　而且还他妈基本都孝敬给解放军了。国军155-150毫米榴弹炮，这是最好的火炮，华东和东北的150-155榴弹炮是一门不少送给解放军了。解放军的缴获数字和战前的装备数，完全对应的起来。这谁受得了？

　　所以三大战役以后，国军基本上就是在天时地利人和都完备的情况下，比如青树坪跳起来吓唬你一下（青树坪最多算吓唬一下，这仗战果基本靠吹），金门冷不丁咬你一口。顶天就这样了，于大势无补。

　　除非宋美龄三寸不烂之舌、口含，不是，口吐莲花，让美国放弃欧洲、下决心冷战变热战，直接大规模干预中国。要不肯定没戏。

　　一、卢浚泉。卢浚泉是云南昭通人，早年间毕业于云南陆军讲武堂，后来被送到黄埔军校轮训班学习。一直以来，卢浚泉都在云南地方部队中任职，曾参加过抗日战争。在解放战争时期，卢浚泉按照蒋介石的命令，率领部队坐船进入东北地区，开始沦为蒋介石打内战的工具。在辽沈战役中，卢浚泉担任第六兵团司令，结果在锦州解放之后沦为了俘虏。直到1959年，卢浚泉才获得了释放，担任过云南政协专员和全国政协委员等职务。1979年，卢浚泉在云南昆明病逝，终年80岁。

　　二、廖耀湘。廖耀湘是湖南邵阳人，最初毕业于黄埔军校第六期，后来被送到法国军事学校留学。抗战时期，廖耀湘率领部队一直在印缅战场作战，立有一定的战功。到了解放战争时期，廖耀湘被蒋介石派到了东北地区打内战，担任第九兵团司令一职。在辽沈战役中，廖耀湘率领的第九兵团在辽西平原被全歼，廖耀湘也沦为了俘虏。直到1961年，廖耀湘才获得了释放，担任过全国政协文史专员。1968年，廖耀湘在北京病逝，终年62岁。

　　三、周福成。周福成是辽宁沈阳人，早年间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在东北军系统中任职，后来曾进入黄埔军校轮训班学习，参加过抗日战争。在解放战争时期，周福成也被蒋介石派到了东北地区打内战，担任第八兵团司令一职。在辽沈战役中，周福成在沈阳解放之后被俘虏，很快就被送到了战犯管理所进行改造。直到1953年，周福成因为身体健康状况很差，获得了释放，不过于同年就病逝在了黑龙江哈尔滨，终年55岁。

　　四、黄维。黄维是江西贵溪人，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一期，参加过北伐战争和抗日战争。到了解放战争时期，早已经离开军队系统的黄维，被蒋介石任命为了第十二兵团司令。结果在淮海战役中，黄维第十二兵团在增援徐州的途中，被围歼在了当时安徽宿县附近的双堆集地区，黄维在兵败之后被俘虏。这里要多说的是，黄维是淮海战役中唯一被俘虏的国军兵团司令。后来在1975年，黄维才获得了释放，担任过全国政协委员，于1989年在北京病逝，终年85岁。

　　三场战役的胜利，蒋家王朝变得摇摇欲坠，的反动统治也快要走到尽头了。回头看看，身为三大战役的亲历者，三位国军统帅的命运可谓不尽相同，卫立煌逃了，杜聿明被俘，傅作义起义。不过，让他们没想到的是，虽然当时的命运不同，但最终他们还是都投入新中国的怀抱，为祖国的建设增砖添瓦。

　　1937年12月11日，抵达庐山的蒋介石身边的无线电机要员一遍一遍地呼叫着：南京！南京？

　　只是，没有人回答了。

　　蒋介石说：给我接顾祝同司令长官！

　　蒋介石对顾祝同说：“告诉南京唐司令长官，如情势不能久持，可相机撤退。”

　　顾祝同没二话，把蒋介石的命令告诉给了唐生智，命令的大体意思是：南京卫戍司令长官部11日晚渡江，同时下达突围命令。

　　这时候，南京保卫战已经进入城垣战阶段。

　　可是这时候誓与南京共存的唐生智有点尴尬：万一诳我怎么办，我11月27日刚在媒体面前亮相，并且承诺誓与南京共存亡，这么就走了，还是顾祝同让我走的，我得背锅啊，不行，得把卫戍司令部的人都叫来，正式传达命令。

　　这个时候，南京城已经没人能逃得出去了，北面下关码头的船只全部被扣，剩下三面被日军五路合围。

　　12日凌晨2点，他在自己的公馆召集副司令罗卓英、刘兴，说可以撤退了。然后，让参谋处起草撤退计划。虽然说共存亡，但是总也得有各种预案吧，外面日军都要杀进来了，这头什么都没准备，还把船都扣下来了（注意这一点），我是想不通。

　　12月12日傍晚5点，唐生智召开会议，来的都是各路军长和师长们，他先问：南京还能守吗？

　　此时，南京环城处处激战，卫戍司令部的气氛紧张到极点，这些军长师长们都不知所措。

　　唐生智说：撤退吧，各部队长签字。

　　这种情况混职场的同志们应该深有体会，碰上哪个没担当的领导，背锅的时候指定要签字留痕，说明这事不是他一人决定的，是和下面人集体研究的，好撇清自己的责任。而这时候下面的人，还得想方设法地保护好自己，不然可能要被领导坑。

　　所以，没人愿意签字。

　　听着碗面的炮声，第66军军长（粤军）叶肇说：不管了，我先来。

　　随后，参谋长周澜签了。第三个签字的是孙元良，第四个是宋希濂，随后俞济时、邓龙光都签了字。

　　王敬久则一个劲地抽烟，最后也签了。

　　看到这大家集体背锅了，唐生智这才说：顾祝同说蒋委员长命令我们放弃南京。

　　回忆录里显示，唐生智之前对蒋介石说：没你的命令我绝不撤退。

　　真真假假不知道吗，但是逻辑上老铁没毛病。

　　因为之前吹出去了死守的牛逼，所以唐生智让第36师把下关码头的船投给扣了。

　　撤退计划做了一天，除了宋希濂，第36师官兵也不知道要撤退了，还在扣着船。

　　南京守军15个师按计划，都是进行突围。

　　但是，布置撤退的会议刚刚结束，乌龙山炮台的第2军团便立即放弃了所有阵地。在部队长徐源泉的带领下，第41师和第42师残部，登上了预先准备好的民船北渡长江，然后经安徽去了江西。第2军团本来是掩护撤退的队伍。

　　不过，至日军军舰冲过乌龙山要塞开到下关已经是13日早晨8点以后的事了。

　　唐生智最后还多了一句嘴：每支部队在撤退时应有长官率领，如部队已脱离掌握，可同我一起过江，第51师、第58师、第87师、第88师和教导总队，如不能全部从正面突围，有渡轮时可向北渡江，奔滁州集结。

　　唐生智现在还耍着小聪明，上面的那些部队，全是中央军，但是他的算盘打错了，因为他之前蹦高让第36师把船都扣下来，结果自己先跑了，这就导致了后面的许多悲剧。

　　因为没有按照撤退计划来。

　　此时日军的炮火染红了南京的夜空，气氛极其的诡异。

　　唐生智是跑过去了，可是下面的部队，就不是那么回事了。

　　71军军长王敬久（下面只有一个87师）联系部队，说能撤退了，然后，他就跑了。

　　教导总队桂永清也决定走，想带参谋长邱清泉一起，邱清泉说，还有很多人不知道撤退命令。

　　桂永清当然着急了，就对邱清泉说：保重，时间紧迫，现在南京已是危城。然后他也走了。邱清泉，自己一个人在地下室里，很沉默。

　　当然第74军就精明多了，因为他们手里面有船，于是奋力运兵。

　　在已经决定弃城的12月12日夜，由于没接到命令，教导总队的防线处处激战。

　　到8点半时，教导总队第3团把指挥所从明孝陵转移到廖仲恺墓附近，团长李西开和他的副手彭月翔开了一个紧急会议，商量下一步打算。这时候，第6团团长刘子淑、第1团团长秦士铨陆续来到指挥所，刘子淑告知李西开，卫戍司令部已决定弃城。

　　刘子淑大怒道：他胡启儒（第2旅旅长）先跑了！

　　弃城令下达后，胡启儒在电话里告诉刘子淑，他到下关宋希濂那接洽第2旅撤退的事，但到下关后发现情况不好，于是“先行一步”了。

　　而紫金山上马威龙的两个团，由于接不到命令，仍在苦战中。

　　教导总队辎重营营长郭岐，在1938年写下《陷都血泪录》，其中有这样一段：

　　各级部队都在向下关蜂拥撤退，宽敞坦荡的大马路上，一片大乱的情景，出乎我的想象，人潮汹涌，遍地凌乱，极少有部队能够保持队形，几乎每一个人都在钻隙北进，尽快地奔向下关的挹江门，部队长掌握不住部队，各级官兵似乎也无意跟着部队行进。没有人知道他们挤向前去的遭遇，更遑论未来的命运，唯一的目的就只有往前挤过去。

　　很多人没接到撤退令，包括作为南京卫戍军司令部参谋的程奎朗，他刚刚军校毕业，排叉子一个，小伙子没人带。他说：

　　跑到了中山北路海军部门口，遇到第36师部队在马路上架起机枪封锁交通，不准由南来的部队通过。这时天已黄昏，只见城南火光冲天，炮声震耳，尤以紫金山方向枪炮声最烈。中山北路上，车辆、部队，黑压压的，如潮水般地向挹江门涌来。出城的人们争先恐后，前推后拥，挤作一团，有的被踩倒在地上，喊爷叫娘。第36师的哨兵在城门口架起机枪大声喊着：不要挤，再挤就开枪打！人们依然挤着，我艰难地出了挹江门……

　　去下关江边，必从挹江门穿过。守挹江门的是作为南京守军总预备队的宋希濂第36师。

　　保卫战开始时，唐生智就把挹江门封了。这个时候，撤退的部队和守门的第36师还打了起来。

　　因为挹江门走不通，包括第83军第156师（粤军）师长李江在内的不少人，都顺着绳子从城墙上跳下去了。

　　后来挹江门终于打开，拥过去的军民达到数万人，而且还在不断增加，一时间发生了人踩人的混乱场面，教导总队团长谢承瑞都被踩死了。

　　下关还没多少船。

　　由于船只不够用，更多的士兵和市民只能望江兴叹。情急之下，有的人四处寻找木料编筏子，但筏子刚投进江里，就有一群人跳上去，很多筏子到不了对岸就沉了；有的人抱着木头直接跳进冬天的长江，最终被急流吞没；有的人则蹲在木盆中，随着江水无望地漂流。

　　当初，第88师残部从雨花台撤下来后，由于进不了中华门，副旅长廖龄奇只好带人往江边退，反倒因祸得福，在渡江时占了先机，奇迹般地过了江。后来，留在城里的旅长吴求剑和师参谋长张柏亭也脱险了，但师长孙元良却没能跑出去。

　　第87师第261旅旅长陈颐鼎，直到13日零点才知道南京弃城，但已经联系不上军长王敬久和师长沈发藻了。

　　陈颐鼎坐着木板顺水漂流，木板沉没了，又侥幸搭上芦苇编成的筏子，直到12月16日才上了北岸。

　　第87师最终也成为南京突围中损失最惨重的部队，最终渡江脱险的，只有师直属部队300多人。

　　唯一按照计划突围的部队，是粤军第83军和第66军。

　　这两支粤军部队。两个军的四个师中，除第156师没有接到命令外，其他三个师集中在一起开始往外冲。——“万头攒动，水泄不通，将军的怒骂，汽车的喇叭，均失作用；只得弃车乘马，但马也无回旋余地，又迫而弃马步行……只见失去节制的队伍蜂拥向太平门方向移动，秩序大乱。”

　　在太平门城门前，“由于互相拥挤，造成互相践踏，弱者倒地，强者即踏其身而过。据随后出城的人说，有一个被人践踏呼天不应的难友，愤而拉开手榴弹，造成同归于尽尸塞城门的惨剧。两个军三个师冲出太平门后，分散成了各自为战的若干小股。两位军长都与部队走散，只好换上便衣。叶肇军长遇上了日军，不得已混在难民中，谁知日军士兵偏偏看中了他，强行让他挑担子。

　　“于是，一个日军上等兵的行李就落到了叶肇军长的肩上。叶肇生平未尝挑担之苦，忽然压上几十斤的东西，确实难以走动。日本兵看他胡须长长，不能胜任，只好另找壮者代替，他才得以解脱。”

　　所以兵败如山倒，大概就是这个样子的吧。

　　而跑到滁州的唐生智说：我打了一辈子仗，从来没有打过这样糟的仗。我对不起国人，也对不起自己。

　　文小山，军第9兵团新1军副军长兼30师师长，于辽沈战役中被东北人民解放军俘虏。当第5纵队司令员万毅问他“有何感想”时，他神情沮丧的说：“还有什么好说的，我们好比楚汉战争时被打败的项羽，前有乌江，后有追兵，到了山穷水尽的末路，全军覆灭的命运是不可挽回的了。”

　　文小山讲述的正是1948年10月25日至27日军第9兵团(又叫廖耀湘兵团、廖兵团)被解放军全歼于辽西平原时兵败如山倒的真实写照！

　　1948年10月15日，东北人民解放军在、罗荣桓、刘亚楼等人指挥下以雷霆万钧之势攻克东北和华北之间的陆上咽喉要地锦州，几十万军完全被封锁在了东北大地上，海陆通道基本中断，唯一能够与外界取得联系的只有空中了。

　　可是，仅仅依靠空中力量给几十万大军提供后勤补给，即便是在航空业高度发达的今天也是一个巨大的难题，更不用说连几架像样的运输机都没有的蒋介石。

　　深知锦州重要性的蒋介石，早在锦州之战开始前就动员两路大军从东、西两个方向救援锦州。不过不管哪个方向的国军都不卖力。从华北来的东进兵团一开始有海空军配合，再加上蒋介石督战，打得还算卖力，一度将解放军的塔山防线突破几处。但是到后来就不行了，蒋介石一走，军兵种之间矛盾很快激化，除了个别师、团还死打硬冲外，大部分部队躲在一边看热闹。

　　至于从沈阳出动的廖耀湘第9兵团10万人马，本来就对救援锦州信心不足，到了彰武以后就原地不动，眼睁睁看着锦州12万守军在解放军上千门大炮轰击之下灰飞烟灭。

　　锦州的失陷以及不久之后的长春不战而降，不到一周的时间里，军一下子损失了20万兵力，气得蒋介石大骂手下将领：“你们对共军作战都丧失了信心！”

　　兵败如山倒的气氛已经开始笼罩在军高层之中了。

　　骂归骂，他还是要坚决夺回锦州。锦州失守的第二天，蒋介石来到沈阳召开作战会议，再次要求廖耀湘兵团向锦州方向攻击，并且命令杜聿明全权指挥。可是由于多数将领的反对，一连磨蹭了5天，廖耀湘才接到行动命令。

　　而一直被蒋介石认为“强攻锦州、伤亡惨重”的解放军几十万大军在结束锦州作战后仅仅休整了三天，于18日兵分多路向无险可守的辽西平原猛扑了过来。准备彻底消灭廖耀湘兵团，打一场“前所未有的大歼灭战！”

　　具体部署就是：第10纵队在黑山、大虎山一带挡住廖兵团去锦州的道路，原先监视沈阳敌人的第6纵队切断廖兵团退往沈阳的道路，参加攻打锦州的第1、2、3、7、8、9纵队和炮兵纵队从锦州北上实施攻击。

　　廖耀湘兵团于22日向黑山发起攻击，10纵拼死抵抗。双方激战3天，廖兵团损失万余人，愣是没能前进一步。不得不于25日黄昏掉头向东南方向前进，准备开赴滨海城市——营口，准备与占领营口的军会合，从海上撤出东北。

　　对于廖耀湘这个算计，也成竹在胸，在部署辽西会战时就命令独立第2师奔赴营口。只不过徒步开进的独立2师没能赶上从葫芦岛由军舰运送的军，营口失守。不过独立2师却于26日凌晨在大虎山以东的台安与南撤的廖兵团先头部队遭遇，一阵痛击又让廖耀湘误以为碰到了解放军主力，赶忙又掉头向沈阳方向逃窜，最终一头扎进了解放军的包围圈。

　　事实上，对解放军的行动廖耀湘并非毫无察觉。25日，空军侦察到在彰武以南发现长达5华里的解放军行军纵队。可是这个重要的情报直到了兵团参谋长杨焜然后传达到殿后的新3军龙天武，就是没有传达给廖耀湘，而龙天武也没有太当回事。殊不知，解放军的围歼战就在这个时候打响了，而廖兵团上上下下浑然不觉。

　　而廖兵团5个军，在遭到攻击后几乎就是一触即溃。最先遭到攻击的新3军军长龙天武扔下部队，只带着卫兵和参谋各一人坐上吉普车逃窜。途中碰到一条小河，车子过不去，只好下车步行，踏着没膝的河水狼狈逃命。10月的东北大地的早已是酷寒无比，龙天武一行冻得瑟瑟发抖。

　　逃跑的军长不仅仅是龙天武一个，号称“五大主力”之一的新1军，军长潘裕昆跑的比龙天武还快。两个军长一泡，不管主力不主力，两个军便是一盘散沙。廖耀湘呼叫不到两个军，急忙向新6军军部赶来。此时的新6军也准备溃逃，廖耀湘到来后相对好一点，不过该军还是有两个师失去了联系。

　　就在廖兵团混乱不堪时，从四面八方冲来的解放军开始发动进攻。此时的廖耀湘已经没有办法通过正常方式与各军取得联系，情急之下用起了明语。这一下就暴露他本人和各军的具体位置。事实上，解放军各部行军迅速、敌军混乱而使得自身建制混乱。一时也没有什么好办法，只要求“抓住廖耀湘就行”。于是，解放军各部见敌就打，各自为战。如果廖耀湘兵团能够镇定一些，趁乱从几十万解放军的包围圈中夺路而逃完全有可能。

　　但是大势已去，多数官兵早就哀莫大于心死，只顾各自逃命，谁还管得了建制不建制、命令不命令。

　　仅仅3天，廖耀湘兵团这支当时军实力最强的机动兵团(“五大主力”有两个在其中)就在混乱中被解放军歼灭了。

　　和文小山一样，大批军高级将领除了最早逃跑的潘裕昆、龙天武外，全被解放军俘虏。兵团司令廖耀湘、新6军军长李涛在逃亡了半个月之后直到辽沈战役结束后才被我军俘虏的。在此期间，这两位赫赫有名的国军高级将领化妆成逃难的乞丐，在天寒地冻的环境下东躲西藏、忍饥受冻，可谓狼狈至极。

　　郑成功攻南京之战，十几万大军被两万守军反攻打垮，然后再也不会打仗了。

　　1659年7月初七，郑成功率领十几万大军开始围攻江宁（南京），在城外连设83座营寨，各处营寨都安设大炮。

　　此前，郑军庞大的水师船队从吴淞口驶入长江，一路势如破竹，在瓜州、镇江等地连连击破清军。在战斗中，清军“陆战无敌”神话接连被打破，甚至出现几百清军被几十名明军打垮的战例。

　　当时，南明在云贵的根据地已经被清军击破，永历皇帝和李定国都撤往了缅甸。郑成功的北伐胜利，给了南明极大的希望。

　　但是，郑成功的军事奇迹在南京城下完全被戳破。

　　南京守军在两江总督郎廷佐指挥下，坚守不出。郑成功则自满于邻近州县的不断归降，没有及时阻断清军入援。先是苏松水师总兵官梁化凤统三千余名兵卒进入南京，而后“游击徐登第领马步兵三百名、金山营参将张国俊领马步兵一千名、水师右营守备王大成领马步兵一百五十名、驻防杭州协领牙他里等领官兵五百名俱抵江宁”；“镶黄旗固山大雅大里、甲喇章京佟浩年领驻防杭州披甲满洲兵五百名，游击刘承荫领精兵五百名也星驰赴援”。

　　进入南京的清军援军累计达到六七千人，加上南京守军，估计达到两万人以上。但是与郑成功的十余万大军相比，清军仍然是劣势。

　　尽管如此，朗廷佐等人察觉到郑成功各部的轻敌。七月二十二日晚，梁化凤率骑兵五百，加上管效忠率数千步兵配合，首先出城攻打钟阜门外余新等部。余新部盔甲不备，被清军轻松击败。

　　次日，已出城的清军全力出击。昂邦章京喀喀木、梅勒章京噶褚哈、玛尔赛、总兵梁化凤等率领主力由陆路出战；提督管效忠等领军由水路配合；总督郎廷佐等在城留守。清军出动兵力大约也就一万多人，但是连续攻破郑军营垒。先是左先锋镇杨祖、右镇姚国泰、后劲镇杨正、前冲镇蓝衍全线崩溃（每镇约2500人），清军攻占观音山制高点。

　　随后，清军以压顶之势又包围了山谷中的中提督甘辉、五军张英部，郑成功名将甘辉被俘，张英战死。随后，左武卫林胜、右虎卫陈魁两镇也全军覆灭。后提督万礼等在大桥头遭到清兵首尾夹攻，兵败，万礼被俘。郑成功见陆师已经全线崩溃，脱离指挥所，率亲随卫士赶往江边调水师。清军乘战胜之威进攻郑成功的指挥所，临时站在黄盖下的参军户官潘庚钟力战阵亡。

　　由此，郑成功大批步兵精锐在南京城下覆灭，仅被一万多清军歼灭的就有十多个镇，两万多人，多名提督、镇将战死或被俘。这场战斗，清军采用各个击破战术，郑军一路战败后，随后几路的败势如同山倒，完全没有郑军精锐的样子。

　　此后，郑成功放弃瓜洲、仪征、镇江等地，乘坐战船2000余艘退往长江口。但是，郑成功的几万大军在崇明岛上竟然又被3000清军守军击败，连红夷大炮都被缴获了。郑军早先曾展现强悍陆战能力，现在又重新打回了原型。由此，郑成功的几万大军被迫退出长江返回厦门，张煌言等部的好几万人则被丢弃在长江沿线，损失极为惨重。

　　由此，南明最后一次振兴的机会彻底失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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